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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建歷史上的“師俄”與“蘇鑒”

王巧榮
2011年11月07日09:3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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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黨史》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黨自成立以來,在探索中國革命與建設規律的過程中,一直也在探索自身建設的規律。在黨建歷史上,中共一直把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俄(蘇)共的建設經驗作為一個重要的學習和借鑒對象。對蘇共已有的經驗,既有學習,也有效仿,更有反思與創新。中共在不同歷史時期對蘇共黨建經驗的學習、特別是借鑒,是其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黨建歷史上的“師俄”

  在自身建設過程中“以俄為師”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中共成立之初15年,即從1921年7月-1934年12月,在組織建設、思想建設方面得到了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是在蘇共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的。蘇共和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建立中共是從指導旅俄華人建立共產黨組織開始的。一些旅俄華人在十月革命期間加入蘇維埃紅軍隊伍,並相繼成為旅俄華人中最早的布爾什維克黨。以他們為主,蘇共中國黨員組織及其各級領導機構迅速得以建立。雖然旅俄華人共產黨組織對中國國內的政治生活影響甚微,但對蘇共及共產國際后來幫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正式創立中共而言是一種有益的嘗試。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就開始與蘇共建立聯系。1920年4月,蘇共遠東局經共產國際批准,派蘇共黨員維經斯基等來華了解中國國內情況,觀察是否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后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指導並直接參與了上海、北京共產黨組織的創立工作。1921年6月,馬林等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正式代表抵達上海,他們經過與上海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負責人深入交談,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8月初,中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和嘉興召開,馬林等參加並指導了大會的工作。他們幫助大會制訂了中共第一個綱領等重要文件,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奮斗目標,並明確中共目前基本是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今后要特別開展工人運動,建立工會組織,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吸收黨內來。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的二大會上,正式確認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作為一個幼年的黨,中共的成長與發展,黨的路線正確與錯誤,中國革命的成功與挫折,都同共產國際的領導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當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正確時,它的指導就會促進中共思想上的成熟、理論水平上的提高以及組織上的發展壯大。除上文提到的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指導和幫助外,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幫助中共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策略,推動了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使中共迅速壯大,中國革命突飛猛進的發展。反之,當共產國際的指導脫離中國的實際時,它就引起中共指導思想上的混亂和錯誤,繼而在實踐上給中國革命造成危害。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黨內出現的三次“左”傾錯誤,即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1927年11月一1928年4月)、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1930年6月一1930年9月)和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1931年1月—1935年1月),都是由於共產國際、斯大林脫離中國實際的革命“三階段”論和“第三時期”理論錯誤影響的結果。三次“左”傾,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極為慘重的損失,造成了土地革命的挫折。對此,毛澤東、周恩來總結道:“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傾錯誤”, “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我們黨帶來了很大的損失,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把我們黨在農村中的大部分根據地搞垮了”,他“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最‘左’的方針”,而李立三 “當時的主要錯誤,就是教條主義,硬搬外國的經驗”。

  當中共處於幼年時期,各方面都不成熟,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建議、往往盲目服從、照抄照搬,就容易出問題、犯錯誤。1935年遵義會議以后,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逐步走向成熟,既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一切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克服了把共產國際決議絕對化,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教條主義錯誤,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第二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執政的前7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共從一個革命的政黨轉變為一個全國性的執政黨。隨著黨面臨的歷史任務的變化,中共自身建設也遇到了新的歷史性課題。中共面臨的新的歷史使命是:領導人民進行建設與發展,改變中國100多年來積貧積弱的面貌,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使命是崇高的,但也是艱巨的,因為,對於在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中共而言,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一項全新的任務,一切都將要從頭做起。在探索中國建設與發展道路的進程中,起初中共把蘇共的執政經驗與建設經驗作為學習效仿的典范。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第一次對蘇聯訪問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向蘇聯學習。他在莫斯科車站發表的臨別演說指出,在蘇期間的所見所聞,“証實了中國共產黨人歷來的信念,即: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隨后中國國內全面展開的建設實踐也証實了他的這一說法。依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國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一五計劃揭開了中國工業化建設的序幕。與之相應,黨建工作的重要任務便是確保黨的總路線、一五計劃的實施。由於計劃幾乎是在完全學習和效仿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情況下完成的,中共在黨的組織工作方面也學習了蘇聯經驗。最為突出的表現是中共干部管理制度的變化。中共中央於1953年9月16日至l0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明確規定黨的組織工作在過渡時期的任務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如何加強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問題。1953年11月,以中央名義下發的在這次會議上起草的《關於加強干部管理工作的決定》,正式提出了改變原有的干部管理方法,實行黨的分部分級管理干部的新體制。其中,分級管理干部制度,是仿照蘇共黨的干部職務名單制的辦法,所有干部按職級分劃給中央或地方黨委分工管理。這一干部管理制度,對中共黨的組織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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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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