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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務院及其所屬各委員會,各部、院、署、行的負責人,同時通過任命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等機構的負責人。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組織機構至此全部建立起來。

  • 開國大典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國民黨發動內戰的主力已基本被殲滅,中國人民解放軍挺進到長江北岸。統治中國22年之久的蔣家王朝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絕境。新中國誕生的條件已經成熟。

  • 開國閱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庄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朱德總司令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隨后,閱兵總指揮、華北軍區司令員兼京津衛戍區司令員聶榮臻乘先導車,率領受閱部隊,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 人民大會堂建成
        1959年9月24日,人民大會堂建成。在天安門,十年前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一座雄偉壯麗的大廈建設起來了。這是人民大會堂。全國六億人民的代表將在這裡共商國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將在這裡謀劃國家大計。天安門成了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進步人士更加向往的地方。

  • 十大元帥授勛
        軍銜制作為一項國際性的軍事制度,為世界各國軍隊所廣泛採用,我國正式實行軍銜制是在1955年。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官軍銜設4等14級,即元帥2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將官4級:大將、上將、中將、少將﹔校官4級: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級: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谷景生
  “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谷景生同志11月2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歲。

  谷景生1929年參加革命活動,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任《反帝新聞》主編,抗日同盟軍團政委。1934年至1935年,他先后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北平市委書記、北平左翼文化同盟書記兼“左聯書記”,組織開展左翼文化活動,引導許多進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谷景生任中共北平臨時市委書記,他與市委其他同志於12月9日組織發動北平大、中學校數以千計的愛國青年,提出“反對華北自治”“爭取愛國自由”等六項要求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掀起了全國各地抗日救亡的巨流。

  抗日戰爭時期,谷景生歷任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第一縱隊民運部部長、太行區黨委城工部部長、榆武祁工委書記等職,積極開展反封鎖、反蠶食、反清剿、反掃蕩的斗爭。

  解放戰爭時期,谷景生歷任中原野戰軍九縱政治部主任,洛陽、鄭州市委書記,二野第十五軍政委,曾率部突破黃河天險,開辟了豫西根據地,隨后又率部參加了淮海、渡江、廣州、廣西戰役,並奔赴川、滇、黔三省剿匪,后兼昆明市委書記。

  1951年3月,谷景生任志願軍十五軍政委,與軍長秦基偉率部開赴朝鮮戰場,參加了第五次戰役,在上甘嶺戰役中開展群眾立功運動,取得大捷,部隊先后涌現出黃繼光、邱少雲等戰斗英雄。歸國后,谷景生任防空軍黨委第二書記、副政委。在任國防部五院政委、黨委書記期間,正值我國導彈事業初創時期,他與錢學森院長一道,充分調動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使研制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981年2月,谷景生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兼烏魯木齊軍區政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第一書記,為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谷景生是黨的十二大代表,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曾被授予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谷景生在革命生涯中始終忠於黨、忠於人民,擁護黨的三代領導核心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的政治本色。(人民日報 2004.12.23第4版 )

  
薄一波:悼念戰友谷景生同志

  ﹝人民日報 2004.12.22第10版 作者:薄一波﹞ 


  
谷景生同志。攝於2004年春節(資料照片)


  
患難與共——谷景生、范承秀夫婦。(資料照片)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軍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與谷景生握手。(資料照片)


  
1936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調谷景生任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總干事、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委員。(資料照片)


  驚聞谷景生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們的黨和人民軍隊失去了一位棟梁之材,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幾十年的老戰友。

  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國革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了七十多年,曾經做過一些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產生重大影響的大事,是一個對黨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歷經磨難,對自己的功績從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許多人對他並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們的黨和人民軍隊,尤其是廣大青年,應該記住他的功績,記住他的名字。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國革命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華北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者已經侵佔華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正確方針應該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去組織民眾,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當時北平的地下黨組織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卻仍然固守打倒國民黨的方針,反對組織廣大青年學生向國民黨政府爭取抗日的民主和自由,並且打擊堅持正確意見的市委宣傳部長彭濤、左翼文化總同盟和左聯黨團書記谷景生、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負責人周小舟。“官司”打到河北省委后,省委肯定了后者的正確意見,並決定立即改組北平市委,成立中共北平臨時委員會,由谷景生任臨時市委書記,彭濤任組織部長,周小舟任宣傳部長。為加強領導,河北省委隨后又派來了特派員李常青。是以谷景生同志為書記的新市委,根據時局的發展,精心組織和領導了12月9日抗日救亡大請願和12月16日更大規模的群眾游行。谷景生同志參加革命后就從事白區工作,1933年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任團政委,並在戰斗中負過傷,具有相當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和軍事斗爭經驗。一二九運動前,他在北平從事左翼文化的領導工作,創辦泡沫社和《泡沫》月刊,在進步學生中影響很大。這一切,使得他在一二九運動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領導作用。毛澤東曾對一二九運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把它和偉大的五四運動相提並論。然而,由於當時地下斗爭的特點,作為臨時市委書記的谷景生處於一種很隱蔽的狀況,以至后來在人們的回憶和黨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湮沒了。對此,谷景生同志長時間三緘其口,坦然處之,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我和谷景生同志相識於抗日戰爭初期。1936年10月,我奉劉少奇同志之命,率領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到山西組成以我為書記的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負責和閻錫山建立上層統一戰線。當時,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山西的抗戰十分重視,把山西作為堅持華北乃至全國抗戰的戰略支點。尤其是在平津淪陷的情況下,如果不和閻錫山這個地方實力派搞好統戰關系,八路軍三個師就很難在山西立足,很難以山西為基地實施戰略展開。而如何和閻錫山這樣一個抗日又降日、聯共又反共、聯蔣又懼蔣的人物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我們肩上的擔子重啊!谷景生同志是第二批由北方局派來的,擔任中共山西公開工委委員。對於我們實行的“戴閻錫山的‘帽子’,說‘山西話’,做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三句話方針,一些同志不時帶著“左”的情緒發出責難。谷景生同志由於有一二九運動的經驗,堅決地維護上述方針。他的主張很明確:現在抗日是大局,必須拋棄過去的不合時宜的一套,包括作出一些必要的讓步和妥協,表現了一種復雜局勢下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成熟。很快,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成立。這是一支名義上接受閻錫山領導,實際上是由我黨掌握領導權的抗日武裝。谷景生同志是決死第一縱隊的民運部長,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改造舊政權、建立新政權等項工作。這是我們能不能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的重要一環。民運工作隊員大多是大學生和初高中青年學生,文化程度和政治熱情高,從事學生運動出身的谷景生,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工作開展得十分活躍。谷景生同志很有眼光,他把工作重點放在建立抗日政權上,廣泛動員群眾,趕走那些過去一貫欺壓百姓的舊官吏,團結開明士紳,選舉抗日的村長、鄉長,直至區長、縣長,從而在晉東南把閻錫山的舊政權徹底改造成我黨領導的抗日政權。新政權下的廣大民眾,踴躍參軍參戰,兩年多時間裡,就有青壯年農民7000多人參軍,為決死一縱隊原有人數的一倍多,從而把決死隊以青年學生成份為主改造為以工農成份為主的隊伍,極大地壯大了部隊的力量。

  到解放戰爭時期,谷景生同志已經先后擔任第二野戰軍第九縱隊政治部主任、第十五軍政治委員等職務。1947年8月,他和秦基偉等同志一起,率部隊挺進豫西,執行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的三軍配合、兩翼牽制、千裡躍進大別山的戰略任務。其后,這支部隊又打過長江,解放西南,直至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在這一戰斗歷程中,谷景生同志開展了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其中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值得一說。一是他在率部進軍的過程中,十分注重發揮我軍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的作用,重視地方政權建設,鞏固新解放區。部隊每解放一個地區,他就派出一些干部戰士去建立地方政權和武裝,甚至是整排整排地抽調。解放洛陽,他擔任洛陽市委書記兼城防部隊政委﹔解放鄭州,他又擔任鄭州市委書記兼警備區政委。這項工作,他抓得很認真、很細。這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舉措。須知,沒有鞏固的根據地,野戰軍就缺乏源源不斷的兵員和糧草,解放了的人民就會受到殘存的反革命勢力的瘋狂報復。但是,由於不斷地從部隊調人調槍,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很負責的同志並不理解,說我們的政治部主任變成地方政治部主任了,意見甚至反映到二野劉鄧首長那裡。鄧小平同志后來在西南局會議上明確指出:谷景生同志在豫西根據地的工作,事實証明,他的工作方向和所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二是他在部隊的政治工作中,始終堅持以強有力的革命精神貫注、培養部隊。1948年8月,九縱在河南禹縣召開建軍一周年紀念大會,全縱隊排以上干部參加。谷景生同志親自設計一枚圓形白底紅馬奔騰的紀念章贈送給每個干部,以紀念章雕刻的“艱苦頑強”四字為主題在會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勉勵大家以不怕任何艱難困苦、決戰到底的氣概去奪取全國的勝利。渡江戰役前,他親自把“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兩面紅旗授予突擊部隊。抗美援朝,他又突出地宣傳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親自到陣地、坑道前沿與戰士促膝交談。在他的帶領下,部隊的政治工作搞得生氣勃勃,堅強有力。正因如此,九縱和十五軍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場上打得十分英勇,是著名的上甘嶺戰役的主力部隊,十五軍也成為抗美援朝戰場上出英模最多的一個軍,涌現了黃繼光、邱少雲這樣兩位杰出的戰斗英雄,他們至今仍名列我軍著力宣揚的七大英模之中。僅憑這一點,他這個軍政委就當得了不起!以我在山西新軍、晉冀魯豫軍區、華北軍區工作的體會,一支部隊會不會打仗,與軍事指揮員關系最大﹔而一支部隊有沒有昂揚的士氣,有沒有一股革命精神,與政治工作干部關系最大。谷景生同志后來告訴我,在上甘嶺戰役中,第135團7連排長孫佔元表現也非常英勇,在雙腿被炸斷的情況下,仍堅持指揮,奪取敵方兩個火力點,最后在敵人反扑時,拉響手榴彈,與敵同歸於盡。可惜后來總結、宣傳得不夠,雖然也把他評為一級英雄,但不如黃繼光、邱少雲那樣家喻戶曉。作為一名政委,部隊有沒有士氣和革命精神,他感到責任重大,而部隊出了英雄模范人物,能不能及時地總結、宣傳出去,以教育更多的人,他同樣感到責無旁貸。這又是一個很高的思想境界!

  從朝鮮回國后,谷景生同志擔任防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當時防空軍是一個軍種。1957年3月防空軍和空軍合並,谷景生同志調任正在組建的國防部五院擔任政委,和后來被稱為“導彈之父”的錢學森同志一起領導中國導彈事業的初創大業。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有效地保衛祖國的安寧,這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賦予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重任。聶榮臻元帥以“生是五院的人,死是五院的鬼”這樣的話來要求和激勵谷景生同志。他不負重托,和錢學森同志密切配合,對導彈研究的方向、研究機構的設置、各類研究人員的調入、各項規章制度的擬定等一系列基礎性的工作,一一認真調查研究,慎重決策。面對院內一大批專家學者和科研人員,谷景生同志平易近人,和知識分子真誠地交朋友。他對身邊的領導干部說: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導員,我按教導員的方法工作,你們就要像指導員一樣工作。知識分子不是戰士,要用關心愛護戰士一樣的心情去工作,但又不能用對待連隊戰士一樣的方法去對待他們。當時,反右斗爭已經開始,谷景生同志深感政策掌握得好壞,對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尤其是一批老專家,對導彈研制任務的完成,必將影響很大。最后,他頂住各種壓力,使五院幾十位高級知識分子,沒有一個被打成右派,一百多名青年知識分子,隻有一名新來的大學生被定為右派。這位同志到北大荒農場之前,谷景生同志還深感不安,派人和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還給接收單位打招呼,請求予以照顧。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屬難能可貴。谷景生同志在五院工作時間不長即被調離,然而五院的建設框架是他和錢學森同志一起打下的。錢學森同志后來回憶說,他和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上世紀九十年代,黨和政府大力表彰我國最早一批從事兩彈一星的功臣,許多老科學家還動情地說:講我國導彈事業的發展,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人——谷景生,稱他是我國導彈事業的奠基人。

  和許多老同志一樣,谷景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被關押審查長達12年之久。然而,復出以后,他沒有過多的抱怨,而是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11月,他剛剛平反,回家住了8天就飛赴廣州,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協助許世友司令員和向仲華政委,指揮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許世友同志后來多次這樣說:谷景生有膽有識,能文能武,讓我非常省心。1981年,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抬頭,南疆喀什、葉城等地先后出現極少數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宗教煽動群眾鬧事的事件。如何保持邊疆的穩定,是一件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在這緊要關頭,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調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區黨委第二書記和烏魯木齊軍區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就我所知,谷景生同志這次任職和前任廣州軍區副政委,都是小平同志最后拍板的,說明小平同志對他的了解和信任。這是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又一次重托。谷景生同志到新疆深入了解情況后,明確提出了把穩定新疆局勢、堅持民族平等、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放在第一位的工作方針。在具體工作上,他首先做少數民族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工作,和他們廣交朋友,提出“兩個平等”,即堅持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平等和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平等。這一思想,深得人心。同時,他和區黨委的同志一道,果斷而又審慎地平定了騷亂事件,迅速穩定了人心,清除了亂源。在生產上,他大膽起用那些熟悉經濟工作的干部,包括那些尚未解放的同志,使新疆的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市場也逐漸繁榮起來。短短一年多時間,新疆的局勢穩定了,干部之間的團結和民族團結實現了,經濟也發展了,顯示了谷景生同志很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很強的駕馭全局、處理復雜事務的能力,受到鄧小平同志的稱贊。1983年,他到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工作,率中央聯絡組赴東北、華北,也是善於化解和處理各種復雜的矛盾,同樣表現了他很強的政治才干。因此,說他是黨和人民軍隊的棟梁或干城,是不為過的。

  還有一點應該說及。1957年反右時,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黨校為一些青年知識分子說話,被打成右派和“反黨集團”,有關方面要他和妻子離婚。當時,全軍授予將軍軍銜的高級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同志一人,將軍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當時正在國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時。妻子怕連累他,也提出要離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卻斷然拒絕。他對妻子說,你這個范仲淹的后代,14歲就參加革命,當過八路軍、游擊隊長,進了四年馬列學院,可以說是篤信馬列,怎麼會說幾句公道話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調離五院降職使用,但他無怨無悔。谷景生同志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是令人感慨和敬佩的!

  作為谷景生同志的老戰友或老領導,我在這裡講了一些他的功績和高尚品格,目的是為了緬懷逝者和教育我們的后代。我想,從不宣傳自己的谷景生同志九泉之下有知,是會理解的。

  
構筑中國導彈科技事業基礎的谷景生同志

  ﹝《大地》2008年第十九期 作者:王道力﹞ 


  谷景生是“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時也是我國航天導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2007年11月,在建院50周年之際,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一研究院)為進一步宣傳展示50年來在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歷程中的典型人物,歷時六個多月,經過兩上兩下的推選程序,推選出50位代表性人物,谷景生同志為其中之一。1957年3月,谷景生擔任國防部五院副政委兼一分院政委,和后來被稱為“導彈之父”的錢學森一起領導中國導彈事業的初創大業。在一院任職期間,谷景生組織領導創建工作和近程地地導彈仿制准備工作,參與領導導彈研制隊伍的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堅持執行正確路線,保護知識分子,參與主持組建導彈研制的政治工作系統,為我國火箭導彈科技事業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

  對於中國導彈事業的創立,聶榮臻元帥回憶錄中說:“1956年2月,錢學森同志寫了一個《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引起了大家的重視。周恩來同志親自主持軍委會議,決定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方面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簡稱航委)。開始由周恩來、我和錢學森同志籌備。1956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委,由我兼任主任,黃克誠、趙爾陸同志兼任副主任。委員有王士光、王諍、安東、劉亞樓、李強、錢志道、錢學森等同志。安東同志任秘書長。領導我軍的導彈和飛機的研究工作。”1956年5月10日,聶總(人們對聶榮臻元帥的尊稱)向國務院、中央軍委提出《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的報告,建議:(1)在航委下設立導彈管理局,統一領導導彈的研究與生產工作。由鐘夫翔任局長,錢學森任總工程師。(2)建立導彈研究院,錢學森兼任院長。為保密和便於對外聯絡,經彭德懷、黃克誠同意,將導彈管理局和導彈研究院分別改稱國防部第五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7月,軍委決定建立五院,隸屬五局領導。1956年10月8日,五院正式成立。聶總出席了成立大會,並在講話中提出了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作為五院的建院方針。

  1956年底,中國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建設項目停下來,有的在進行調整。對於導彈武器的研制,仍然堅持自力更生,但要適當放緩一些。在這種形勢下,鐘夫翔於1956年12月8日向聶總報告,建議將五局、五院的組織形式改變一下。當時的組織形式是:航委領導五局,五局領導五院。五局是管理機關,而五院卻沒有辦事機構。所以,鐘夫翔建議將五局同五院合並。這樣,既減少了中間一層機構,又使五院有了比較完整的辦事機構,達到精干機構,提高效率的目的。1957年2月14日,聶總批准了這個報告。同月,軍委決定撤銷防空軍,防空軍同空軍合並。3月初,軍委決定原防空軍副政委谷景生任國防部五院政治委員,原防空軍副參謀長劉秉彥任副院長,鐘夫翔調任二機部副部長。1957年3月,五局合並到五院,當時稱之為局院合並。3月12日,劉秉彥到五局告訴我,他同鐘局長、谷政委已商量好,要我立即到五院任組織計劃處處長,把組織計劃處建立起來。並說組織計劃處的基本任務是:負責五院各項任務的規劃與計劃﹔組織對科研、生產、技術協作等各項任務的落實。五院的機構將設置二處、二部、二室。即:組織計劃處、干部處﹔政治部、院務部﹔辦公室、技術資料室。這樣,從1957年3月起,我認識了谷景生政委,並在他的領導下,負責導彈事業的規劃與計劃工作。

  谷景生政委1957年3月到五院工作,1958年6月初離開五院,到總政群眾工作部任部長,在五院的時間隻有一年多。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細致的工作作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僅和老專家們談話交朋友,而且常常和青年知識分子促膝談心。他同政治工作人員說,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工作,要深入,要細致,要同他們交心交朋友。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導員,我按教導員的方法工作。你們就是要像指導員一樣,按指導員的方法工作。但知識分子不是戰士,要用關心愛護戰士一樣的心情去工作,但卻不能用對待連隊戰士一樣的方法去工作。知識分子的科技知識比我們強得多,要虛心地向他們學習。要虛心、熱心、關心地同他們一起工作。我同谷政委第一次接觸,他坦率地對我說,業務工作我不懂,我也不想管那麼多。大事黨委定,黨委決定了的事,你們就大膽地工作,而且是創造性地工作。谷政委的話,一下子使我的心踏實了。我想,在這樣的領導人手下工作,心情會舒暢,工作會做好的。所以,我們雖然剛剛認識,但卻和多年的老朋友一樣,沒有隔閡,沒有距離。

  谷景生政委和劉秉彥副院長到職后,由原防空軍調來一些政工、行政人員和幾名科技人員,加強了五院機關力量,並且有步驟地開展工作。

  一、將五院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

  谷景生政委、劉秉彥副院長請示航委,要求將五院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解決科技人員的參軍問題。航委同意科技人員參軍。總參授予部隊代號,代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OO三八部隊。8月1日舉行了入伍儀式,並授予了科技人員軍銜。歷史証明,科技人員的參軍,對於這支新生的國防科技隊伍,樹立對事業的神聖感,對於軍人的榮譽感,提高保守國家機密的警惕性,加強組織性與紀律性,培養敢於碰硬,勇於攀登,嚴謹務實,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等各個方面,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二、正確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957年五六月間,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場政治斗爭,即反右斗爭。當時五院人數不多,青年知識分子134人,老專家36人。在反右斗爭開始時,五院內動靜不大。后來,當年的應屆畢業生來了200多人,他們同學校的聯系較多,再加上上邊對反右斗爭有所布置和要求,因此,五院內部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激烈的言詞,在大字報上出現了,但多數是對工作中的問題提出的不同看法。怎樣對待這些問題,從領導到群眾認識很不一致。當時社會上反右之風甚盛,五院當然也不例外。因此,對於一些善意的批評也上綱上線,說成是反黨。例如,當時院務部有的同志對伙食有些意見,而且是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來的。對於這樣的意見被說成反黨,這就太過分、太離譜了。但在那種風氣下,人們卻噤若寒蟬,不敢說話,在這種形勢下,谷政委正確地掌握政策,堅持不劃右派。對於老專家們更愛護備至,不准隨便點名﹔對於青年知識分子則引導他們正確區分善意批評和惡意攻擊。所以在那場斗爭中,五院隻有一名當年畢業的大學生被定為右派。事后,許多當年經歷過這場斗爭的人,都稱贊谷政委掌握政策穩妥,不為風氣所動。尤其是和后來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相比,更感到谷政委是一位有見識、有水平的可敬長者。

  三、確定研制基地 

  谷政委到五院之時,五院是在北京軍區空軍醫院(四六六醫院)和解放軍一二四療養院內辦公。這兩處地方都沒有發展余地,不可能形成研制基地,必須尋找新的地址。谷政委、劉秉彥副院長把這個任務交給我辦。當時曾設想在八裡庄附近一帶建設。谷政委看了之后認為,移民太多,靠城區太近,不適宜建設五院這樣的項目,所以確定另外尋找新址。1957年4月中旬,我同劉渙臣一起到某地察看試車台建設地址時,發現山下一處院落很大,卻幾乎無人出入。那時,那一帶比較荒涼,閑荒地很多,有利於將來的發展。經多方了解,始知這個院落是屬於中央聯絡部的,名為馬列學院二分院。我將這一情況向谷政委、劉秉彥副院長報告之后,谷政委、劉副院長即到實地察看。當時,我們隻能在圍牆外邊及其周圍觀看。即使這樣,大家在看了之后,一致認為是個比較理想的地方,並要我馬上向航委秘書長安東和聶辦主任范濟生匯報。5月6日,范濟生通知我到他那裡拿一封信,到中聯部去辦理將馬列學院二分院地址劃給五院的問題。我到中聯部之后,李初黎副部長接見了我,並說:“聶總於5月4日已同稼祥同志說好,將馬列學院二分院財產全部無償交給五院。但需待馬列學院的學員全部處理完畢之后,五院再進駐。現在可先接過去,辦理好財產轉移手續。那裡還有120名工作人員,請你們留下來安排。”谷政委、劉副院長完全同意李初黎副部長的意見。第二天,我和劉渙臣同中聯部、財政部的同志一起辦理手續,由財政部將全部財產,由黨中央直屬機關名下劃到國防部五院。6月16日正式接收過來。實地一看,比我們想象的還好。有三棟辦公樓、四棟宿舍,有禮堂,有門診部,還有牛奶場。院內院外都有發展余地,距離選定的試車台地址又很近。谷政委高興地說,我們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大展身手了。

  四、組建第五研究院一分院

  1957年5月,外援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經濟聯絡總局駐京副代表加裡寧少將於5月11日晉見聶總,轉達了蘇聯方面為了在火箭技術方面幫助中國,希望對以下五個問題得到了解:(1)中國在火箭技術方面的具體方針﹔(2)中國有多少訓練出來的干部和以后訓練干部的可能性﹔(3)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規模、期限和設備﹔要求蘇聯援助的性質和范圍﹔(4)中國可用來生產火箭技術的工業潛力,以及生產火箭武器必須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業保証來源﹔(5)在設計、生產和使用火箭武器時的保密條件和應有制度。根據航委通知,谷政委要劉秉彥、林爽副院長召集專家們,在技術方面進行座談,准備資料。組織計劃處則對有關生產、協作、物資、基建等方面准備資料,並起草了五院第一個保密條例。整個資料於7月10日報送航委,為同蘇聯談判做了很好的准備。1957年9月3日,中國政府組成了以聶榮臻為首的代表團,成員有:陳賡、宋任窮、李強、萬毅、錢學森、劉杰、王諍、張連奎、劉寅,李強兼任秘書長。另有顧問13人,工作人員八人。於9月10日開始同蘇方以別爾烏辛為首的政府代表團談判。9月14日,別爾烏辛提交了兩國政府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生產與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戰飛機、雷達無線電設備以及試驗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場等方面,對中國政府進行技術援助的協定文本。這個協定於10月15日簽定(簡稱十月十五日協定)。10月30日,粟裕總參謀長,黃克誠、陳賡副總長召集王諍、朱明(通訊兵部政委)、李強、安東、錢學森、谷景生、劉秉彥、林爽等開會,就“十月十五日協定”簽定后產生的新情況和新任務,導彈研究工作的領導和機構的組織形式如何適應等問題做了研究。一致同意由五院為總院,統一領導五院和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11月15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向周總理報告,建議:以國防部五院為總院,統一領導五院和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作為五院的一個分院(定名為二分院),其黨政工作、物資保証、行政管理,均由總院統管。調王諍同志任五院副院長,全力領導五院的工作。11月16日,周恩來總理任命錢學森為五院院長兼一分院院長,劉有光為政治委員﹔王諍為五院副院長兼二分院院長﹔谷景生為五院副政治委員兼一分院政治委員﹔劉秉彥為五院副院長兼一分院副院長。12月13日,航委秘書長安東轉達國防部通知,通知說:“遵照國防部指示,國防部五院及所屬第一、第二分院,均按學院一級行使職權(當時軍隊學院一級為兵團級,安東秘書長這一通知用書面形式送達五院,現存航天科技集團檔案館)。”

  按照組建一、二分院的方案,經過半個月的准備(打掃分配房間,准備營具、炊具,組織運輸車輛等),谷景生政委率一分院人員於1957年12月3日全部遷往長辛店。並組成了八個研究室。因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有一套比較完整的機關,所以五院機關的大部分人員隨谷政委到一分院工作。我留在總院辦公室工作,從此,我同谷政委即分開工作了。從谷政委在五院初創及建立五院一分院過程中,谷政委對於導彈事業的創立費盡了心血,而且他所創建的框架,一直到現在還在起作用。隻不過隨著形勢的發展,任務與人員的增多,而有一些變化,但基本框架沒有變化。谷景生政委的遠見卓識,對航天事業的貢獻,航天人將永遠記在心中。

  (作者系原航空航天工業部辦公廳主任)

  
一二·九運動中的谷景生

  ﹝《大地》2007年第二十三期 作者:杜英姿﹞


  一二·九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一二·九運動升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發生,恰在全國各地特別是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之際。毛澤東在延安各界人士舉行的一二·九運動四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對這場運動的偉大意義作了精辟概括。他將一二·九運動與五四運動相提並論,指出:一二·九運動是“偉大抗日戰爭的准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備一樣”,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准備了抗戰的思想,准備了抗戰的人心,准備了抗戰的干部”,“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

  “我是誰?這不重要,我做過什麼?也不重要。我的經歷,我的職務,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非常不重要。我們時時面臨選擇。首先選擇一種生存方式:砂乎,塵乎,蟑螂乎,營苟之徒乎?非也!榮乎,偉乎?亦非也!人,就是人,偉大的人,光榮的人,神聖的人——即共產黨人。這是一個永恆的視點、出發點和立足點。”

  “歷史屬於國家、炎黃子孫千秋萬代和人類文化,決不屬於哪個個人。”——谷景生筆記摘錄。

  谷景生(1913-2004),1934年至1935年,先后擔任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北平左翼文化總同盟兼“左聯書記”、中共北平臨時市委書記,並創辦了《泡沫》雜志。

  1936底任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總干事,開展對國民黨上層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在山西抗日決死隊及太行區黨委任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原野戰軍第九縱隊政治部主任、洛陽市委書記、鄭州市委書記兼警備區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第十五軍政治委員、軍黨委書記。

  1951年,十五軍開赴朝鮮戰場作戰,谷景生抓住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這一中心環節,大力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地保証各項作戰任務的完成。十五軍與兄弟部隊並肩作戰,取得了舉世聞名的上甘嶺大捷,部隊先后涌現出黃繼光、邱少雲等37位英雄模范,13455名功臣。

  1957年,谷景生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員、黨委書記,與錢學森同志一起領導中國導彈事業的初創大業。

  “文革”一開始,谷景生被扣上十大罪名,監禁關押12年之久。

  1978年12月,谷景生恢復工作后被任命為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隨即參與組織指揮了對越自衛反擊作戰。

  1981年中央派谷景生到新疆,任新疆軍區政委、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兼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治委員、第一書記,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使新疆政局迅速穩定下來,經濟工作走上正軌。

  學生時期參加革命,投身學生運動,22歲參與領導一二·九運動,飽經磨難,屢建功勛。一生磊落超然,淡泊名利,這就是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谷景生。一二·九紀念日前夕,在北京市市中心的一個四合院裡,谷景生的妻子范承秀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了解谷景生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和奮斗歷程,深入這位杰出共產黨人的精神世界,聽著80多歲的范承秀老人的講述,一二·九運動史實長期懸置和歧義紛紜的原因漸漸明晰起來。一二·九運動穿越歷史迷霧,真切地向我們走來。

  一二·九運動還原真實寫入權威黨史

  “1935年12月9日,在以李常青、谷景生、彭濤、周小舟等組成的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宋黎等在學生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組織指揮下,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的數千名學生涌上北平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這段文字來源於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辦公室、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宣傳局、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新華社國內部、攝影部等編輯、2007年5月學習出版社出版的《永遠的豐碑·紅色記憶》第2部中的《一二·九運動和全國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一節,該文對一二·九運動的發生、過程、意義作了精煉的概括,對領導集體作了明確記載。

  一二·九運動如何醞釀策動,是自發的學生運動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有沒有一個總攬全局的領導集體,這個領導集體由哪些人組成?解放后相當長的時間裡一二·九運動的歷史真相被淹沒塵封,尤其是領導人的問題上莫衷一是、眾說紛紜。

  72年之后,主要當事人均已作古,一二·九運動得以還原歷史原貌,一二·九運動完全是在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堅強領導和組織下進行的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實終於得到澄清公認,寫入權威部門編輯出版的重要黨史書籍。

  作為一二·九運動的重要領導人,谷景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鮮為人知。

  正如黨史專家胡長水和王朝美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分析:黨紀念、宣傳一二·九運動早就開始了,但多著重於一二·九運動的群眾斗爭、偉大歷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新中國建立后,當時北平市學聯的領導人以及一些大中學校的黨的負責人等活躍在前台的人物陸續回憶、記敘這一事件的過程,而真正領導指揮這場運動的黨的領導人,許多人並不知曉。北平臨時市委的四人,李常青解放初任鬆遼省委書記,20世紀50年代即受迫害,於1960年遇難。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錯誤劃入“彭德懷反黨集團”而降職任用,於“文革”初期去世。彭濤擔任化工部部長,1961年因病去世。三人未留下講述運動始末及其領導作用的文字。唯有周小舟1944年在延安整風時寫下的自傳,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一二·九運動前中共北平市委內部的分歧和新的臨時市委成立的經過。谷景生的低調和淡然,加上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使得一二·九運動的迷霧很長時間沒有廓清。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經胡耀邦批准,由中央黨校副校長蔣南翔主持設立一二九運動研究班,史學家麻星甫了解到谷景生在一二·九運動中的身份和作用,向他核實,谷景生才第一次對外界說出確有其事。

  有關專家發現,1935年前后北平市的中共組織情況,語焉不詳,1995年前沒有一部公開發表的著述,對北平市中共領導機構如何領導一二·九運動,做過權威而詳盡的陳述。

  1995年11月28日,一二·九運動60周年紀念座談會召開。由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當年的北大學生會執行主席韓天石的秘書胡文斌推薦,名單中原本沒有的谷景生臨時被邀出席座談會並就“一二·九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這一主題作扼要發言,谷景生打破了一直保持的沉默。此后,不少參與運動的領導,譬如李昌和韓天石,一位是運動后期誕生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長,一位是當時北大的支部書記,通過谷景生撰寫發表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更上層領導機構對運動的統籌指導。

  “當時在白色恐怖環境中,地下黨組織處於極端秘密狀態,臨時市委隱蔽幕后,與上下級單線聯系,地下黨領導更不為人所知。”范承秀老人認為這是史實不清的根本原因。

  2001年,谷景生在《黨的文獻》第2期發表了《回憶“一二·九”運動與北平地下黨》一文,詳細勾勒了一二·九運動的來龍去脈,在生命的最后時期把歷史的真相留了下來,為黨史專家研究和廓清那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一二·九運動

  1929年,年僅17歲就讀於山西太原一中的谷景生,經太原一中圖書館管理員張磐石(地下共產黨員)的介紹,參加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太原一中的進步學生又在黨組織的發動下,舉行了一次抗日救亡的飛行集會。谷景生、王魁金等幾個讀書會的學生走在隊伍最前列,不畏軍警的阻攔,邊走邊帶領大家高呼口號,接受了斗爭的洗禮。

  1932年春天,谷景生高中畢業后與六七位同學結伴隨張磐石老師赴北平參加革命活動。谷景生考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讀書,參加進步報刊的編輯和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動並入黨,1933年到抗日同盟軍中任職。

  1934年初,從抗日同盟軍潮白河口遭遇日軍和國民黨軍腹背夾擊的戰斗中死裡逃生回到北平,谷景生和同學彭濤恢復聯系,並找到共產黨員周小舟,三人商定排除困難努力恢復地下黨組織,積極開展救亡工作。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

  據《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人物學科》副主編張如賢的研究文章,自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之后,日本進一步加快了侵佔華北的步驟。華北危在旦夕。這時,北平地下黨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方以王學明、冷楚為代表,主張組織暴動,建立北方蘇維埃。另一方以谷景生、彭濤、周小舟為代表,依照黨的《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亡是黨的首要任務的主張,堅持以合法形式作斗爭,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號去動員和組織廣大青年學生,積極擴大和發展抗日力量。

  河北省委聽取意見后,決定立即改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由谷景生任臨時市委書記兼團市委書記,彭濤任組織部長,周小舟任宣傳部長,還有特派員李常青。

  中共北平臨時市委成立后,把中心工作確定為聯絡和組織進步學生。1935年11月,各校的黃河水災賑濟會轉成學生會,建立北平市學聯。女一中的郭明秋為學聯主席,清華大學的姚依林為秘書,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為總交通,東北大學的鄒魯風為總糾察,燕京大學的黃華為總交際。谷景生作為書記不能公開露面,而是和郭明秋單線密切聯系。

  “谷景生在幕后駐機關,和郭明秋以夫妻身份開展活動,在北海公園的船上或者其它方式接頭,不引起別人的懷疑”,范承秀解放后和郭明秋有過接觸。

  不久,中共北平市臨委獲悉,國民黨政府和宋哲元預定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配合日軍“華北特殊化”的圖謀。臨委果斷決定於12月9日這一天,由北平學聯組織愛國學生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堅決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

  12月6日晚在辟才胡同洋車廠裡,臨委以學聯黨團的名義組織學聯秘密會議。首先總結了前幾次游行示威的經驗教訓。其次研究了各學校向新華門進發的路線,提出組織學生自己的交通隊和糾察隊,布置如何利用外國記者和他們的車輛與軍警周旋,要求各學校採取分散與集中相結合的靈活方式躲避軍警的追捕。最后,會議要求整個行動要造成自發的印象,保護好地下黨組織。谷景生在抗日同盟軍擔任政委時學到的軍事知識和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發揮了作用。

  “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收復東北失地”、“武裝保衛華北”、“立即停止內戰”,匯集新華門前的幾千名學生喊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心聲。

  環環相扣,周密部署,幕后坐鎮與一線指揮結合。臨委商定了六項請願要求,請願過程中何應欽避而不見,各校代表立即按照預先部署改請願為示威游行。彭濤受臨委指派到第一線公開指揮,由交通員隨時向谷景生和李常青匯報,調整對策。在臨委的周密組織下,12月16日清晨,一次更大規模的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游行示威震撼了古城北平。

  1936年2月,北平學聯與天津學聯聯合組成的“南下擴大宣傳團”南下后,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改成中共北平市委,市委書記由河北省委派來的李雪峰接任,谷景生繼續任北平團市委書記、左聯書記和“文總”書記。

  “那時我們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組織領導這場震驚中外的抗日運動,並不是我們個人的馬列主義水平多高,能力有多強。而是因為我們順應和代表了中華民族反對日本侵略、救亡圖存的心聲,才能夠登高一呼,掀起洶涌澎湃的抗日洪流。愛國主義永遠是團結和凝聚中華民族的旗幟。”無緣得見前輩,然而范承秀老人的敘述讓我們強烈感受到谷景生熾熱燃燒的赤子情懷。

  臨走,老人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谷景生與一二·九運動》一書的扉頁上為記者題字簽名,落款是“谷范承秀”。1957年,范承秀在北京市委黨校為單位的青年知識分子說話,被打成右派,全軍中將軍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此一例。谷景生不接受同志們的勸告,他對妻子說,你14歲就參加革命,當過八路軍、游擊隊長,進了四年馬列學院,可以說是篤信馬列,怎麼會說幾句公道話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呢?斷然拒絕妻子離婚的請求,因而受到株連,被調離五院降職使用,而后幾十年的政治生涯受到嚴重影響。但他無怨無悔,始終以誠相待,鼓舞全家度過了二十多年的艱難時光。在范承秀眼裡,谷景生是大寫的人,他的身上,體現了第一代共產黨人最可寶貴的品質。在姓名前加上“谷”字,不只是對傳統的回歸,更是對於丈夫加同志的谷景生深切的懷念和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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