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湘評論》雜志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碼上百次了吧。雖然我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可是，我的創作“根據地”卻仿佛在北京。
美國紐約有條著名的“百老匯大街”，而北京的“百老匯”才是名副其實的。我奔走於北京的“百老匯”，奔走於白發世界，請歷史老人們面對我的錄音機，細細回敘那鐵馬金戈、風雲突變的往昔。
為了創作《鄧小平改變中國》，我在北京頻頻出入於那幾處“部長樓”，也去了中南海，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大院以及《求是》雜志大院，甚至還到遠郊的中共中央黨校採訪。
《鄧小平改變中國》寫的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我注意到，中國人有句挂在嘴邊的話：“自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句話，在各種各樣的文件上常常見到，在大大小小的報告會上常常聽到，在報紙、雜志、電視、廣播裡屬於“高頻詞”----這一“高頻詞”現象，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會議的重要性。
縱觀中國共產黨走過的道路，有兩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是歷史的轉折點：一次是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
另一次則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從此，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人們已經習慣地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稱之為“新時期”。人們已經習慣地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進行的艱難的工作，稱之為“新長征”。
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是“毛澤東時代”﹔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是“鄧小平時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的遵義會議”。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關於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我決心寫一部姐妹篇----關於“新時期的遵義會議”的紀實長篇。
比起遵義會議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難寫得多。正因為這樣，對於這部長篇的寫作，我已是“幾起幾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這一重大題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馬上發覺寫作難度很高，未敢著手，撂在了一邊。在1994年，又開始著手採寫，寫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來，中途輟筆。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協會忽然緊急召集專業作家會議。我來到會場，才知道中國作家協會通知，上報1996年度作家創作計劃，以便從中確定若干長篇作為重點選題。當時，給每一位專業作家發了一張表格，要求當場填好。我就填上《轉折》，內容是“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計劃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協會的通知，說是中國作家協會從全國各地作家協會上報的一千二百多部長篇選題中，選定了二十二部長篇作為重點，《轉折》被定為“主旋律作品”選中了。
列為“重點”之后，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不時來電，詢問創作進度。這促使我抓緊這一長篇的寫作。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其他創作，全力以赴寫《轉折》，終於寫出了四十萬字初稿。寫畢，看了一遍，覺得要作大修改、大補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時全書為六十萬字。
這部長篇最初叫《轉折》，有的朋友建議應該加上一個“大”字，於是改為《大轉折》。后來，八一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大轉折》上映了，為了加以區別，改名為《1978大轉折》。最后，又加上“中國命運”四字，定名為《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最后改為《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為了寫《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我在北京“馬不停蹄”，全天候採訪。通常一早就出發，上、下午都安排採訪。有一回甚至採訪到深夜十一時。在離開北京時，數了一下，總共採訪了二十多人，錄了近四十盒磁帶，拍了三卷多膠片。我還特地去當年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進行拍攝，以求寫作時多一點“現場感”。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評。其中，特別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中共黨史研究》雜志，在1998年笫四期發表長篇評論文章《關於黨史、國史重大題材紀實作品的幾點思考----兼評葉永烈著〈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本書在2008年出版了新版，補充了十年來對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研究的新成果，改正了初版的訛誤之處，以嶄新的面貌呈獻給廣大讀者。考慮到《鄧小平改變中國》這一書名更加鮮明，所以新版本改為《鄧小平改變中國》。在《光明日報》編輯部評選的“2008十大年度圖書”之中，《鄧小平改變中國》居首。
在中共十八大召開之際，由新華文軒集團策劃，我對《鄧小平改變中國》再度進行修改和補充，以使本書更加臻於完美，更加反映歷史的真實，記錄中國命運的那次大轉折，記述在1978年歷史選擇了鄧小平。我們的國家能有今天，我們的黨能有今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貢獻是決定性的，鄧小平的貢獻是決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