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春節，和所有中國年一樣，熱熱鬧鬧，普天同慶。這一年的春節，在北京大學校園內，卻因為幾位知名教授的詩篇，而顯得富於詩意與文化氣息。他們不但同時寫詩致意，還將這些詩篇全都發表在了《新青年》雜志上，堪稱這一年春節的特別記憶。
1917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上，同時發表了四首以“除夕”為題的詩。胡適、陳獨秀、沈尹默、劉半農，四位北大教授，向校內外同仁呈獻詩作，同慶1917年春節。留美七年的洋博士胡適，時年27歲，意氣飛揚，以他一貫提倡白話文寫作的主張，寫了一首“純白話”的除夕詩:
除夕過了六七日，忽然有人來討除夕詩！除夕“一去不復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遲！那天孟和請我吃年飯，記不清楚幾隻碗﹔
但記海參銀魚下餃子，聽說這是北方的習慣！飯后濃茶水果助談天，天津梨子真新鮮！
吾鄉“雪梨”豈不好，比起他來不值錢！
若問談的什麼事，
這個更不容易記。
像是易卜生和白裡歐，這本戲和那本戲。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風冷獨回家，
回家寫了一封除夕信，預備明天寄與“他”！陳獨秀(1879—1942)的《丁巳除夕歌》，則與胡適詩作的氛圍完全不同。長胡11歲的陳氏，沒有少年海歸胡適那樣的志得意滿與閑適從容，對他而言，對中國封建社會以來遺留至民國的諸多社會問題，一直是其關注焦點與探討重點所在，這一視角下的思考與追問，即使在春節這樣的傳統佳節裡，仍然沒有消逝而去。詩雲:
古往今來忽然有我，歲歲年年都遇見他。明年我已四十歲，他的年紀不知是幾何。我是誰？人人是我都非我。他是誰？人人見他不識他。他為何？令人痛苦令人樂。我為何？拿筆方作除夕歌。除夕歌，除夕歌，幾人嬉笑幾人泣。
富人樂洋洋，吃肉穿綢不費力。
窮人晝夜忙，屋漏被破無衣食。
長夜孤燈愁斷腸，團圓恩愛甜如蜜。滿地干戈血肉飛，孤兒寡婦無人恤。燭酒香花供灶神，灶神那為人出力。磕頭放炮接財神，財神不管年關急。年關急，將奈何﹔自有我身便有他。他本非有意作威福，我自投羅網自折磨。轉眼春來，還去否？忽來忽去何奔波。人生是夢，日月如梭。我有千言萬語說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裝滿悲歡裝不了他。萬人如海北京城，
誰知道有人愁似我。與陳獨秀的惆悵、憤怒不同，沈尹默的這個春節，過得平淡、平和，依舊流露著一位中年學者的平實風范。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他當年也嘗試做過白話體的自由詩。1917年的除夕，時年35歲的沈尹默就寫過這樣的自由詩。詩雲:
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時不同，樂也不同。記得七歲八歲時，過年之樂，樂不可當，樂味美滿，恰似飴糖。
十五歲后，比較以前，多過一年，樂減一分﹔難道不樂？不如從前爛漫天真。
十九娶妻，二十生兒:那時逢歲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時，樂既非從前所有，苦也為從前所無。好比歲燭，初燒光明，霎時結花，漸漸暗淡，漸漸消磨。
我今過除夕，已第三十五，觀喜也慣，煩惱也慣，無可無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給小兒女，“我將以前所有的觀喜，今日都付你。”
與胡適同歲的劉半農(1891－1934)，是近現代史上中國的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教后，他更為積極地為《新青年》撰稿，為新文化運動極盡筆墨抒寫。就在他發表除夕詩之前，他甚至跑到紹興周氏兄弟府上，與魯迅、周作人兩位新文化健將徹夜長談，探討《新青年》增設欄目等相關事宜。在紹興過春節的劉半農，寫出的詩篇也格外有特色。詩雲:
(一)除夕是尋常事，做詩為什麼？不當他除夕，當他平常日子過。這天我在紹興縣館裡，館裡大樹甚多。
風來樹動聲，如大海生波，靜聽風聲，把長夜消磨。
(二)主人周氏兄弟，與我談天﹔欲招繆撒，欲造“蒲鞭”，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明年。
(三)夜已深，辭別進城。滿街車馬紛擾﹔
遠遠近近，多爆竹聲。此時誰最閑適？
——地上隻一個我！天上三五寒星！
劉半農這一組三首小詩，親切平實，渾如一小頁除夕日記。詩篇末尾還特意為“繆撒”與“蒲鞭”兩詞加了注解。他介紹說，繆撒，拉丁文作“musa”，希臘“九藝女神”之一，掌文學美術者也。蒲鞭，日本雜志中有之，蓋與“介紹新刊”對待，余與周氏兄弟均有在《新青年》增設此欄之意。原來兩詞一為拉丁文音譯，一為日本語專用，在中文自由體詩行裡，連用拉丁文與日本語術語，這在百年前的中國詩壇，還算是頗為時髦的事兒哩。看來，劉半農這個年過得很前衛，也很時尚。
在這個近百年前的春節，胡適、陳獨秀、沈尹默、劉半農等以半帶戲謔、半帶思索的筆墨為朋友，也為自己留下紀念。《新青年》上大過年——1917年的春節，也正因這一大幫帶著嶄新時代氣息的“新青年”們的出現，而面貌一新，令人耳目一新，的確給人以新年新氣象的時代記憶。（肖伊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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