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的稱謂早於中央正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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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報》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第九版發了一條《湘粵贛會剿邊境匪共》的消息，消息稱：“二十六日南昌通信，共黨首領毛澤東、朱德、洪鈞、袁文才、王佐等，率領匪徒，串擾湘粵贛邊境，經三省當局調派范石生、許克祥、吳尚、李朝芳、楊池生、楊如軒各師進剿，三省軍力，約在十萬以上。自會剿以來，業已數月，盤踞粵北贛西湘東湘南之匪共，均已次第剿平”。

消息所稱的毛澤東、朱德是當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部隊的首領，袁文才和王佐則是井岡山的兩個綠林頭領，經過改編成為革命軍的。而“洪鈞”又是誰呢？而且此人位列袁文才、王佐之前，僅列朱德之后，想必應該是個大人物。然而，徹查當時各部的首領，並無此人，就連洪姓的排長以上的干部都沒有。

既然沒有這麼一個人，那麼人們自然就會想到，莫非“洪鈞”是“紅軍”的諧音？國民黨誤將“紅軍”部隊當成“洪鈞”這麼一個人了？

這樣理解當然不錯，不過糾結的是：在《申報》發布消息之時，並沒有“紅軍”的稱謂，紅軍的稱謂最早出現在該年的六月份。權威認定的是，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的余部和湘南農軍在井岡山的龍市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部隊合編后，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於五月二十五日發布《中央通告第51號----軍事工作大綱》，並明確指出：“可正式命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六月四日，《中央致朱德、毛澤東的信》中具體指出：“關於你們的軍隊，可以正式改成紅軍”。這樣，第四軍是最早被命名為紅軍的。

“洪鈞”白紙黑字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而中共中央批復將朱、毛所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改成紅軍卻是在六月份，這裡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差。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工農革命軍在此之前就已經非正式地使用了紅軍的稱謂，或者是民眾將工農革命軍俗稱紅軍。

作出這樣的解釋是基於這樣的事實：一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所推行的模式來自前蘇聯，很多完全是照搬過來的，既然蘇共稱紅軍，中共的軍隊稱紅軍非常自然﹔二是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３日江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內稱“江西政治局面。近來贛西朱毛紅軍已攻入…… 贛西紅軍佔據永新、寧岡、遂川、萬安”，兩次出現“紅軍”的字樣，寫信的時間亦在中共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發布的《中央通告第51號----軍事工作大綱》之前﹔三是《中央通告第51號----軍事工作大綱》中“可正式命名為紅軍，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和對四軍批復的“關於你們的軍隊可以正式改成紅軍”，都使用了“可以正式改成紅軍”的話語，說明在正式之前自然就有非正式的稱謂﹔四是當時的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軍軍人系紅領帶、戴紅袖章，無論戰斗還是行軍，打的是紅旗，開會則要求胸前系紅帶子，民眾稱之為紅軍屬情理之中。早在1927年11月，共產黨人潘忠汝、吳光浩、戴克敏、曹學楷等領導湖北黃安（今紅安）、麻城兩縣農民舉行起義。起義軍稱“農民自衛軍”。在慶祝黃安縣農民政府成立之時，人們在黃安縣衙大門貼上一副新對聯：“痛恨綠林兵，假稱青天白日，黑夜沉沉埋赤子﹔克復黃安城，試看碧雲紫氣，蒼生濟濟擁紅軍”﹔五是國民黨一直將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稱之為“赤匪”，赤即是紅。在炎陵縣水口漿村的牆頭上，還可以看到當時國民黨書寫的“工農大眾不要受赤匪的欺騙”、“赤匪不除，民眾不能安居樂業”等標語。

國民黨誤將“紅軍”當“洪鈞”，從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其情報是何等的混亂，捕風可以捉影，指鹿為馬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