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聯大的歷史性發言
毛澤東在1974年春天派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使鄧小平在國際上名聲大振。中國大陸在1971年就取代台灣取得了中國的席位，但是還沒有一位中國領導人在聯大會議上發過言。
聯大會議的一個多月以前，北京以為中國代表在聯大的第一次發言是以經濟問題為主，於是安排對外貿易部而不是外交部為中國領導人准備發言稿，由主管外貿政策的李強出席大會。但會前不久才發現聯大會議將集中關注中國的對外關系，於是准備發言稿的工作又從外貿部轉給了外交部。
毛澤東決定派鄧小平去紐約，是因為他考慮到周恩來太軟弱，不是一個能讓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則不夠老練，可能會碰到難題。毛澤東一定要讓一個老資格的領導人站在聯合國的講台上。
為落實這項計劃，毛澤東充當了幕后操控人，他讓王海容和唐聞生給外交部傳話，要讓鄧小平擔任赴聯大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很快就答應下來。江青不知道毛澤東已在背后決定讓鄧小平去聯合國，強烈反對這個人選。她很清楚，鄧小平的聯大之行將加強他在國內外的影響，早因其強硬而被稱作“鋼鐵公司”的鄧小平很可能對她的活動加以限制。1974年3月27日，與江青分居的毛澤東寫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對鄧小平的出訪有意見，因為這是他本人的選擇。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贊成由鄧小平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
毛澤東派鄧小平去聯合國的決定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長喬冠華隻有一周的時間准備發言稿，幸虧他對毛的想法了解得很透徹，寫完講稿后就把它送給了毛澤東，毛批示說：“好。贊同。”喬冠華的這篇由鄧小平在聯大上宣讀的發言稿，基本上反映著毛的新世界觀，他認為國家關系的遠近不是以共產主義革命而是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標准的：他稱之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從這個大背景出發，毛澤東通過喬冠華和鄧小平表明，盡管他希望美國和中國一起對抗蘇聯，但最近的不利事態——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訪美——讓他相信美蘇正在相互勾結。毛澤東現在希望聯合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共同對抗兩個超級大國。
喬冠華外長是個老謀深算、很有見識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當富裕，能夠供他在德國的大學讀哲學。他擔任了名義上的代表團團長，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實權的是鄧小平。中國的領導層把這次聯大之行視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國聚會的場合嶄露頭角的一次機會。盡管病魔纏身，周恩來還是和大約2000人一起到機場歡送代表團，后來又在4月6日和一大群人去機場歡迎代表團的歸來。
鄧小平在聯大的發言博得了非同尋常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國以其幅員和潛在實力，被視為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發展中國家特別高興地聽到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也欺負和剝削他國，世界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就應當給它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聯合國期間，鄧小平還與來自各國的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談。他在回答問題和講話時都十分謹慎，因為他目睹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嚴厲批評，況且他的訪問隻有一周的准備時間。他把難題推給外交部長喬冠華去回答。鄧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國領導人和媒體的友好對待。由於在他的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系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他后來出版的“文選”。
鄧小平發言兩三天以后，在紐約和基辛格第一次會晤。他們初次見面時，基辛格對鄧小平直來直去的風格有點兒摸不著頭腦。鄧小平雖然很客氣，卻帶著毛澤東的強硬指示。他知道周恩來因為向美國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確保自己不會受到同樣的指責。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對美國的不快，毛認為美國想踩在中國的肩膀上與蘇聯達成導彈控制協定，以緩和美蘇關系。他還重復了毛的觀點，說蘇聯的戰略是“聲東擊西”，意思是美國應當重點防范蘇聯。鄧小平對基辛格說，蘇聯現在雖然反華，但它的真正目標是西方。鄧小平表示，他擔心美國不再把蘇俄視為主要對手，並可能鼓勵中國與蘇聯開戰以起到削弱兩個社會主義對手之效。基辛格后來比較過鄧小平的直率作風和周恩來巧妙優雅的風度。他說，鄧小平不太熟悉會談中提出的一些全球問題，他不時引用毛澤東的話，把一些問題交給喬冠華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說，鄧小平似乎是處在“訓練期”。他在1974年謹小慎微的風格與1978年夏天之后會見外賓時所表現出的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他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已很有經驗，而且毛澤東已不在人世，無法再聽人向他匯報鄧小平的言論。
基辛格還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改善中美關系主要是基於安全考慮，鄧小平與他們不同，他更重視國內的發展，並且已經在考慮改善中美關系能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哪些好處。基辛格后來對鄧小平代表中國的能力給予了很高評價。
中國聯大代表團的任何成員都隻字不提周恩來。基辛格幾次善意地向鄧小平提到周，都沒有得到回答。鄧小平說，孔子是個保守派，為了使人們解放思想，必須消除孔子的影響。基辛格問，這是否實際上在暗指今天的某個人。鄧小平回答說，批判保守思想，當然要涉及代表這種思想的某些個人。話雖然說得隱晦，意思卻很清楚。
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閑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麼，鄧小平干脆地說：“去華爾街看看。”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征，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並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裡，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鄧小平隻領到了十來塊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書王瑞林在沃爾沃思連鎖店替他為孫子買了幾個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聞生的父親，曾是紐約一家左派中文報紙的主編）用自己的錢為鄧小平買了一個既會哭又會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這個玩具帶回家后，它一時成了家人的最愛。
鄧小平取道巴黎回國時，在那裡的中國大使館住了幾天。這是他從1926年離開后第一次訪問法國。他在那裡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就像半個世紀前一樣。出於安全的原因，沒有讓他到市區轉一轉。他的隨行人員想找到他以前住過的地方，但一無所獲。回國之前，鄧小平買了200個牛角面包和一些奶酪，回國后分送給周恩來、鄧穎超、李富春和聶榮臻等人，他們都是20年代他在法國時的革命戰友。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聯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繼續讓他在接待外賓上唱主角。毛在會見外賓時也讓王洪文陪同，但他並沒有積極參與會談。事實上，王洪文在1973年以前從來沒有會見過外國人。
6月1日，即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幾周后，周恩來再次住院動手術，此后他便不再會見外賓。這段時間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某個省的大廳裡會見大多數外賓，並安排他們在漂亮的釣魚台國賓館下榻。像周恩來一樣，他招待外賓的方式讓基辛格半開玩笑地說：“我來自一個在待客方面欠發達的國家。”
鄧小平在1974年秋天會見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國家的官員，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門、剛果、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越南、朝鮮、土耳其、德國、法國、加拿大和美國。他會見了政治領導人、工商界領袖、記者、科學家和運動員。他的談話中不斷重復某些主題。他尤其關心日本領導人如何領導經濟發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
他同一些外國領導人就國際事務——特別是在蘇美爭霸的背景下——進行廣泛的討論。他強烈贊成歐洲各國之間以及歐洲同美國加強合作的努力，視之為一股抗衡蘇聯的力量。他對軍備控制協定對蘇聯軍力增長的控制能力表示懷疑。他支持土耳其解決跟希臘的爭端，以免蘇美兩個大國從中取漁翁之利。他解釋說，中國當年跟蘇聯的關系出現了問題，是因為赫魯曉夫要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他還向美國的工商界明確表示，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能夠使經濟交往迅速發展，而這又將取決於美國是否終止與台灣的邦交。他會見的美國人中包括時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George H.W. Bush）、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和杰克遜（Henry Jackson）以及一個美國的大學校長代表團。他與志趣相投的曼斯菲爾德和杰克遜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對抗蘇聯的擴張。他在接見大學校長時對他們說，還要繼續促進和擴大學術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