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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時代》第二章:放逐與回歸,1969∼1974

2013年01月28日09:3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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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歲月

不論毛澤東對身在江西的鄧小平有何打算,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一個機會,使他得以擺脫北京嚴酷的政治亂局——那裡,受到懷疑的人還在想方設法地招架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這些經歷過大權旁落和東山再起的國家領袖一樣,鄧小平發現,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歲月使他能夠對國家的重大和長遠目標形成清晰的認識。倘若鄧小平沒有對中國需要進行的改革的性質以及如何加以落實做過長期思考,很難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夠採取那些熟練而有力的措施。毛澤東曾經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鎖隔絕的時間思考中共奪取政權后全國的整體戰略,鄧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時光,思考著他所要進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過,毛在延安時每天都與他的同志和助手討論,著書立說,鄧小平在江西時卻隻能獨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隻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鄧小平能夠很快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雖然他不輕易流露感情,但據女兒鄧榕說,父親其實是個有感情的人。她說,父親在北京挨批的3年裡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后體重又開始增加,恢復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5000步,圍著小樓轉40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一邊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將在北京重新擔當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標感。鄧小平從來不跟妻子兒女談論高層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兒鄧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壇,所以能夠覺察到他的心情與關切。據鄧榕說,他們知道父親散步時在思考著自己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麼。

鄧小平無法預見什麼時候能回北京、回京后毛澤東會讓他干些什麼,也無法預見那時候國家將面對怎樣的具體形勢。他可以思考如何讓毛澤東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顧自己與同事經歷過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爭。但是,他還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黨如何對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澤東的歷史遺產?如何既讓毛的接班人改變路線,同時又能維持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基於他在中共領導層的廣泛個人交往,他可以評估不同領導人可能發揮的作用。他還可以思考如何實現由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為此他和自己最親密的同事已經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在災難性的“文革”之后恢復秩序。鄧朴方是鄧小平五個子女中最后一個獲准來江西的。1968年,鄧朴方不堪紅衛兵無休止的迫害而跳樓自盡,結果摔斷了脊椎。由於父親正在受批判,醫院最初不敢給他治療,結果導致病情惡化。后來他獲准轉到北醫三院,醫生發現他脊骨斷裂,胸骨多處骨折,而且發著高燒。鄧朴方在醫院裡昏迷了三天。醫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沒有做手術來避免嚴重癱瘓,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覺,喪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后來被轉到北京大學校醫院,但院方仍沒有給他動手術改善病情。鄧朴方的妹妹鄧榕和鄧楠搬到醫院附近輪流看護他。1969年夏天鄧榕獲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時,把鄧朴方的遭遇告訴了他們。據鄧榕說,知道兒子鄧朴方已經終身癱瘓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鄧小平坐在一邊一言不發,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鄧朴方是孩子中與父親最親近的一個。當他在1971年6月終於獲准來到江西父母身邊時,由於他自己不能走動,為了方便他進出,在小樓的一層給他安排了一個房間。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為了避免生褥瘡,每兩個小時要給他翻一次身。鄧小平在鄧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幫助下,負責白天為鄧朴方翻身。鄧小平還幫他洗澡按摩。后來有一位外國客人提到“文革”時,鄧小平情緒激動地稱之為一場災難。

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任何人對他的評價都很難不偏不倚。鄧小平的一生與毛澤東難分難解,就更難以做到這一點。他十分崇敬毛澤東取得的豐功偉業,忠心耿耿地為他工作了將近40年。然而“文化大革命”卻重創了這個國家,他不但發動紅衛兵把鄧小平打成第二號“走資派”,而且殃及他全家。他一定會思考若是有機會回京,他該如何與毛澤東相處。對鄧小平來說,問題不僅是毛在世時如何與他共事——隻要毛還活著,就一直是領袖,他還要思考如何盡量擴大毛澤東所能容忍的決策空間。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毛澤東已經75歲,而且身體不好,他不可能萬壽無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對待毛的聲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后應當採取什麼路線。

當195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時,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魯曉夫那種感情用事的抨擊給蘇共和曾為斯大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創。雖然中國的報刊廣播對鄧小平的批判鋪天蓋地,把他說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是遠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決心,自己絕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問題是如何對待毛澤東在群眾中培養出來的對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毀掉一生的人對他的仇恨,以及很多黨內干部對他犯下錯誤的嚴重程度的認識。鄧小平如何才能維持人們對黨的信心,相信黨能夠提供正確領導,避免傷害那些曾經為毛澤東工作的人,即使他改變了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有充分証據表明,當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式已經成竹在胸。中國領導人應當頌揚毛澤東,繼續尊敬他。但是在解釋毛澤東思想時,不應把它當作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應看作對時代環境的成功適應,這樣理解毛的思想可以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提供適應新環境的回旋余地。

鄧小平去江西時,已能覺察到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將發生劇變的曙光。自朝鮮戰爭以來,即使是在鄧小平主持“九評蘇共公開信”的60年代前期,中國對西方都一直大門緊閉。然而,由於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脅性的理論,主張在共產黨國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脅時干涉其內政是正當的,加之第二年中國又跟蘇聯在烏蘇裡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威脅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毛澤東在1969年曾讓四位老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就如何對付蘇聯的危險出主意,他們回答說,中國應當主動與西方修好。

鄧小平在江西可以看報紙,鄧朴方到來后他還可以收聽到外國電台的廣播。當他在1970年獲悉中國和加拿大實現了關系正常化時,立刻便意識到基辛格后來承認的當時美國官員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國慶典禮,是中國准備跟美國發展關系的信號。1971年,仍在江西的鄧小平又獲悉:北京取代台灣成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又有11個國家正式承認中國,基辛格訪問北京是為1972年尼克鬆總統的訪華做准備。第二年他又獲悉日本正式承認了中國。

鄧小平知道蘇聯在50年代的援助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有多大幫助,他自然會思考如何擴大對西方的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對外開放時如何應付國內保守力量的反對,如何維持一種強大而具靈活性的政治結構。

日本是一個因與西方建立密切關系而受益的亞洲國家。鄧小平去江西時已經知道,日本人就要成功走過人均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的10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將被進一步拋在后面。西方願意轉讓新技術和設備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中國應如何跟美國發展關系,從而也能獲得類似的好處?

亞洲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在1969年時也已開始起飛,當中不僅有韓國,還有同樣以華人為主的地區——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國人看到中國大大落后於歐洲,懷疑中國的傳統不利於現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華人地區能夠實現現代化,為何中國就不能有同樣快速地發展?

鄧小平在江西時更加堅信,中國已經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經驗使他深知“大躍進”的失敗是多麼嚴重,由於其他領導人總是閱讀有關地方成就的浮夸報告,很難對此做出評價。例如,據鄧榕說,當鄧朴方1971年6月來到江西時,父親想給他找點兒事做,就問自己的工友有沒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機。一個工人回答說,工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收音機。鄧榕說,這讓父親很傷心,社會主義已經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連個收音機也買不起。

鄧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來自於孩子們的經歷。除了癱瘓的鄧朴方,鄧小平的四個孩子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鄧榕從陝西北部的農村完成勞動回到江西后告訴家人,農村地區仍然沒有廁所和豬圈。幾個孩子也都向父母談到農民不得溫飽的處境。他們描述了經濟的衰敗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黨組織所受到的破壞。鄧小平顯然被這些事情所觸動,在聽孩子們講話時一言不發。

得到允許前來江西看望鄧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個孩子,他們在1972年春節獲准來江西住了五天。鄧小平任西南軍區政委時,李井泉在他手下當副政委,1952年又接替鄧小平擔任了西南局書記一職。當時李井泉的三個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們告訴鄧小平,父親受到批斗,被罷了官,母親被逼自盡。總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鄧小平很關心西南地區紅衛兵斗爭的細節,對李家三個孩子之一下放的農村地區的有關描述也很感興趣。當時他本人幾乎什麼也沒有講,隻說了一句話,農村需要更多的教育。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中國問題的嚴重性和進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經不存在任何幻想。

(責編:王新玲、孫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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