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初，黨中央“決定陳雲任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陳雲年譜》上卷第38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當時“不少同志得知陳雲同志這一調動情況時，都表示不理解，認為：陳雲同志在中央組織部干得好好的，怎麼又調了呢？”（劉家棟：《陳雲在延安》第1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關於陳雲的這次工作變動，歷來有“排擠說”和“加強領導說”兩種不同詮釋。
當時，陳雲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康生兼任中央社會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組織部每次向中央社會部介紹七八位干部，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被退回的同志思想壓力很大。陳雲特意派中組部干部科負責人王鶴壽找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轉達陳雲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干部的做法。中央組織部派往中央黨校學習的干部，也經常被以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會關系復雜為由退回。陳雲要王鶴壽當面對負責中央黨校干部工作的同志說：“經過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研究，決定介紹入中央黨校學習，你們不接受，是黨內不正常的現象，你們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王鶴壽：《沉痛悼念陳雲同志》，《人民日報》1995年7月21日）有的同志據此認為，陳雲不同意和抵制康生對干部的錯誤估計和做法，導致受到康生等人的排擠並調動工作。據筆者考查，陳雲抵制“搶救運動”擴大化，引發與康生意見相左加劇，發生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之后，而毛澤東首次提出“今后，陳雲的工作轉入生產方面”（《陳雲年譜》上卷第361頁），是在1942年8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況且，此時陳雲和康生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此后選出的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員中，陳雲排在五大書記之后（並非按姓氏筆畫排名）。兩個月后，又經毛澤東提議增補陳雲（和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是故，“排擠說”缺乏過硬証據，難以令人信服。
另一種觀點是關於“加強領導說”。《陳雲傳》指出：“讓陳雲主持西北財經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說來，面對國民黨當局經濟封鎖的嚴峻形勢，發展生產已成為突出問題，而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又擔任著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顧及這方面的工作。”（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第35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從這些情況來看，黨中央委派陳雲主持西北財經工作，加強經濟工作領導意圖明白無疑。而毛澤東早在1942年即有此提議，時隔一年多之后再次提議、力促成行的事實顯示，此乃謀劃已久的重大戰略安排。
1942年，毛澤東總結陝甘寧邊區五年來公營經濟建設，明確指出：“我們建立了一個新式的國家的經濟模型。”推廣新的經驗，建設“新式的國家的經濟”，乃堅定不移的既定目標。而遴選經濟領導人才，既是“加強領導”之亟須，也是建設“新式的國家的經濟”當然急務。“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斷絕邊區軍費並實施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陝甘寧邊區生產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需求的“魚大水小”矛盾急劇突出。毛澤東對市場物價、財政金融領域的危機高度關注。1941年初的兩個月內，他就邊區財政經濟問題多次給林伯渠、謝覺哉寫信。7月31日，毛澤東再次致信林伯渠、謝覺哉，說：“現行政策的幾個根本點（預算分散、紙幣、運鹽）又在執行之中，最后的誰是誰非，還無法做結論”。“我現在不能斷定紙幣與運鹽不失敗，我同二兄談過，如弄得不好，也許要失敗的。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採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注意檢查自己工作中的缺點，例如在稅收工作上，在紙幣發行工作上，在領導方式上，我覺得都是有嚴重缺點的。”（《毛澤東年譜》中卷第314—31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十分明顯，毛澤東嚴重憂慮邊區統籌全局經濟發展乏力，希望遴選新的經濟領導人才。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邊區必須“把東西賣出去”（《陳雲文集》第1卷第38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統籌兩個邊區財經，關系全局，“比做組織部的工作難得多”。（《陳雲文集》第1卷第385頁）這要求統領經濟發展的領導者必須既懂得商品經濟，又深諳經營管理。陳雲長期學習和經營商業，擔任臨時中央特科書記期間，領導經營幾十家店鋪成績斐然，受到共產國際代表“這個人不簡單”（《陳雲傳》第108—109頁）的肯定。准備長征期間，陳雲負責后勤和軍工生產，在原定准備期限從三個月縮短到兩個月的情況下，“籌集了六十萬擔糧食……還加緊生產彈藥，彈藥生產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還給戰士置備了特制的軍服，籌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陳雲文集》第1卷第2頁）長征途中渡金沙江時，陳雲擔任渡河指揮部政治委員，“坐鎮渡口，對渡江的每個細節都進行了仔細周到的考慮，每趟渡船來回需要多少時間，每小時、每天可以渡多少人過江，誰先過誰后過，都安排得井井有條。”
1942年8月29日，毛澤東關於“陳雲的工作轉入生產方面”的提議，因陳雲患病休養未能成行，這次終於臨危受命。史實証明，黨中央的決定，確是立足長遠、扭轉當時經濟危局的正確決策。如周恩來所說“在陝甘寧邊區搞生產的最高峰隻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周恩來經濟文選》第4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陳雲在1944—1945年主政經濟，“改變了貿易入超的被動局面，實現了金融穩定、財政平衡和生產發展。這不僅對打破封鎖、實現邊區軍民的‘豐衣足食’，為抗日反攻准備力量，具有重大意義，而且為解放戰爭作了重要的經濟准備”，（《陳雲傳》，第401頁）“創造了中外戰時財經史上鮮為人知的光輝的一頁。”（李成瑞、朱佳木主編：《陳雲經濟思想發展史》第5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
延安時期中央選派陳雲主政陝甘寧邊區經濟，不僅扭轉了當時經濟局面，也為培養新中國經濟領導人才作了長遠戰略安排。陳雲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時，黨中央不僅安排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局財經委主任，而且對他將來的使命也有明確定位。“1948年5月，周恩來電告東北局：陳雲主要工作目前應主持東北的、在將來則是全國的工業建設。”（《陳雲傳》，第594頁）建國前夕，陳雲運籌帷幄，指揮打好經濟戰線三大戰，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奠定了基礎，毛澤東肯定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陳雲在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下，採取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使國民經濟以農業增產為先導，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有效地得到恢復並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陳雲同志逝世訃告》《人民日報》1995年4月10日）
（作者單位：甘肅政法學院行政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