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干會上批評西漢思想家、哲學家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是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的。毛澤東認為，許多干部不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中了董仲舒“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他強調干部要正確認識和處理邊區人民群眾的負擔問題，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和“公私兼顧”的經濟工作基本方針，並由中央領導帶頭，在邊區掀起了大生產運動。
﹝關鍵詞﹞毛澤東﹔董仲舒﹔“正誼明道”﹔陝甘寧邊區﹔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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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毛澤東十分重視經濟工作。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干會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在強調經濟與教育是當下的中心工作之后，他說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余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頁。）
“正誼明道”這一說法，見《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是西漢時期的思想家、哲學家。他主張“天人合一”，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時，董仲舒作為江都相輔佐易王劉非，匡正時弊，受到劉非敬重。一次，劉非對董仲舒說：春秋時期，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范蠡謀劃攻伐吳國，終於把吳國滅掉了。孔子稱古代的殷商有箕子、微子和比干三個賢臣，我認為泄庸、文種、范蠡也稱得上是越國的賢臣。董仲舒並不認同這種看法，他引用魯國大夫柳下惠恥於回答攻伐齊國之事，強調賢仁之士要講禮義，進而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對於這句集中體現董仲舒“義利”思想的話，人們雖然有著種種不同的分析和認識，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包含有重義輕利、重思想輕物質、重社會觀念輕經濟實踐的意思。毛澤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進行批評的。
聯系延安當時的情形，毛澤東以古為例批評董仲舒的“正誼明道”，是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的。1939年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1940年日本侵略者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搶光、燒光、殺光的“三光政策”，加之嚴重的自然災害，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在財政、經濟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毛澤東提出三條出路：一是餓死，二是解散，三是自己動手。餓死沒有一個人贊成，解散大家也不同意，所以黨中央提出的辦法一是精兵簡政，二是生產自救。全黨全軍開展大生產運動，學會做經濟工作，學會管理經濟。但與此不相適應的是，當時許多干部不重視經濟工作，有些領導把經濟工作交給供給機關或總務處去管，許多同志隻願意做黨政軍學工作，願意弄文學藝術，不願意做經濟工作。有的女同志不願嫁經濟工作者，似乎他們是不大名譽的人，認為與其嫁一個騾馬隊長，不如嫁一個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沒了她。
干部們為什麼如此輕視經濟工作呢？毛澤東認為，這是由於還沒有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他借此強調“大批的干部必須從現在的工作或學習的崗位上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去”，“而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制訂經濟工作的計劃，配備經濟工作的干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如果不這樣做，“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65、466頁。）
毛澤東對董仲舒“正誼明道”的批評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正確認識和處理邊區人民群眾的負擔問題。一些干部不顧戰爭的需要，單純地強調應施“仁政”，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是錯誤的觀點”。政府征公糧，是保証戰爭的需要。人民負擔雖然一時有些重，但是克服了政府和軍隊的難關，支持了抗日戰爭，打敗了敵人，邊區人民群眾才有好日子過，這才是革命政府最大的仁政。但是另一方面，不顧人民困難，隻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涸澤而漁，誅求無已，“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決不能承襲”。（《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頁。）毛澤東說：“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並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67頁。）“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3、894頁。）
經過層層抽絲剝繭的分析，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和“公私兼顧”的經濟工作基本方針，並由中央領導帶頭，在邊區掀起了一個全黨、全軍抓經濟的大生產運動。經過黨政軍群全體人員的努力，到1943年，邊區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根據地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部隊、機關、學校都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荒無人煙的南泥灣也變成了“處處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陝北江南”。
毛澤東強調經濟建設是邊區的中心工作，決不是忽視其他工作。和大生產運動差不多同時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既是一次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錯誤傾向的思想解放運動。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提出了推動黨前進的整風、生產“兩個環子”的理念：“總之，沒有整風黨是不能前進的。……沒有生產黨也不能前進”，“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頁。）盡管上世紀40年代還沒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及其相互關系的提法，毛澤東“兩個環子”的論述，卻已經十分明顯地包含了這樣的思想，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証法。
〔作者潘鈜，上海交通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員，上海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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