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岳，英國傳教士。屬於大英浸信會。1869年11月17日他離開英國，在1870年12月抵達上海，隨后去山東煙台、青州等地傳教，並同時學習佛教、儒家和伊斯蘭教著作。1886年，李提摩太來到北京，發表了《七國新學備要》，介紹西方各國的教育情況，並建議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教育改革的經費。在戊戌變法運動中，他與梁啟超、康有為建立了較好的個人關系。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識分子和社會上層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交往，因而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有很大影響。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國傳教士。出身於南威爾士的農民家庭。先后就學於斯旺西師范學校和哈佛福韋斯特學院。1870年2月12日被英浸禮會派來中國，開始了在中國長達45年的傳教生涯。
李提摩太來華后，最初在山東、山西等地進行傳教活動，1890年7月，應李鴻章之邀，李提摩太擔任天津《時報》主筆，上任伊始，李提摩太就寫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國必須改革，他還多次發表社論，介紹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1894年，李提摩太把以前在《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以《時世評論》為書名結集出版，李鴻章和曾紀澤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目作序，並發表在廣學會的報刊上。光緒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響，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后，他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私人顧問，幫助決策維新。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中國政界官員的影響。
中國維新派人士更是將李提摩太奉為精神領袖。當時的許多維新人士都與李提摩太有來往，梁啟超還曾主動要求，為李提摩太做過一段私人秘書。私下裡，李提摩太也以維新派的老師自居。
更有意思的是，同康有為辦《萬國公報》沿用林樂知的《萬國公報》報名一樣，梁啟超開始辦報時，同樣與李提摩太主筆的《時報》有著關聯。梁氏一生辦了很多報紙，著名的有兩份，一份是《時務報》，一份是《時報》。前者隻比李提摩太的《時報》多了一字，后者完全相同。這絕不是巧合，它充分說明了李提摩太對梁啟超的影響。
《時務報》是維新派在華東的重要輿論陣地，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由梁啟超任總撰述。《時務報》初期，編撰工作由梁啟超一人負責，每天要寫4000多字的評論，還要撰寫、修改2萬多字的文稿。他隻能夜以繼日地工作，“六月酷暑，洋蠟皆變流質，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逞食，夜不遑息”。就這樣，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了數十篇政論，為變法維新而吶喊。其中最為著名、也最有影響的是《變法通議》。這篇長文，在《時務報》上連載43期，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明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時務報》大膽而新穎的言論使朝野大為震動，所譯外報文章又使讀者大開眼界，因而“舉國趨之，如飲狂泉”。尤其是梁啟超撰寫的文章，更是風靡一時，以至於“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鄉，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梁啟超在編撰《時務報》期間同樣開創了一種新的文體，后人稱為“時務文體”。1904年，維新派又辦了《時報》，這是他們在變法失敗后於國內創辦的第一份機關報。梁啟超秘密來到上海，策劃《時報》工作。《時報》之名，取義於《禮記》的“君子而時中”一語，意思是辦此報要合於“時”，隨“時”而變。因此，該報自創刊始就以執中公允的姿態出現，既批評頑固派，又批評革命派。《時報》在評論、編輯、出版新聞業務方面大膽革新，為我國報業的進步和發展作出了貢獻。該報首先將梁啟超創造的“時評”這種新的報章文體移植於日報，開辟了“時評一”、“時評二”、“時評三”3個欄目，聘請陳景韓、包天笑和雷奮分別主持評論國內大事、外埠新聞和本埠新聞。這種應時而發、短小精悍、活潑明快的時評，深受讀者歡迎。現在報紙一般通用的對開分為4版、兩面印刷的版式是《時報》首創的，徹底擺脫了書冊式報紙的痕跡﹔率先創辦報紙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設立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圖畫、文藝等7個專版，分別聘請專家負責編輯。《時報》的這些新聞業務手段，后來為各報所效法，並一直沿襲至今。從梁啟超主筆《時務報》與《時報》，可以看到他如何受到李提摩太《時報》的影響。李提摩太不僅於此，還在於他影響了孫中山和后來的共產黨人。
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同文書會督辦，將同文書會改為“廣學會”，旨在“從宗教的小圈子裡走出去，去影響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達25年之久，其間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2000種書籍和小冊子，成為當時中國規模較大的出版機構之一。中國近代許多名人都曾在《萬國公報》上發表過文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見文章、長達7000字的《上李傅相書》，便是發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69、70期上。在這篇文章中，孫中山指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他的這一篇政治建議書首發於《萬國公報》。從中可以看出李提摩太對我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的影響。
中國近代化的第四次潮流，其推動者應屬共產黨人。人們熟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熟知李大釗所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人們知曉首先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還會想到在自己主辦的《新民叢報》上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學說進行了介紹的梁啟超﹔但人們難以想到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第121、122期上發表了題為《大同學》的文章，首次提到了馬克思的名字:“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馬克思是德國人，由於他長期居住在英國，文章誤認為他是英國人)並援引了《宣言》中的一句話:“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范圍一國。”(今譯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隨后，中國早期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先后在《民報》、《天義報》、《譯書匯編》、《近世社會主義》、《德意志革命家小傳》、《新世界》等書報刊物上介紹了《共產黨宣言》及其思想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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