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莼從香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了周總理的接見。在接見時，王芸生、楊東莼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渠道有限，建議今后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渠道，周總理表示同意。此后，費彝民承擔了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曹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曹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據羅青長回憶:“曹聚仁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此事就是指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由此，曹聚仁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曹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和他共進午餐。曹談起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與掌故，在他隻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五十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即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曹聚仁說漏了嘴，沒有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后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曹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曹:以后不接通知就不要來北京了。
曹聚仁在去世前半年的1972年1月12日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曹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當時，預定方案，是讓經國和陳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島作初步接觸的。於今陳先生已逝世，經國身體也不好，弟又這麼病廢，一切當然會有別人來挑肩仔，在弟總覺得有些歉然的。”曹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當時，正值大陸處於“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曹聚仁陷於無限惆悵之中……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周恩來總理聞訊，即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了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詞。
周總理還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論定。
曹聚仁(1900年6月－1972年7月)，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原屬浦江)人。
1921年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范，此后曾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
1950年以后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著有歌頌新中國建設的《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多次應邀回內地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在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曹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見了他，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后來他在《南洋商報》發表了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1972年7月23日病逝於澳門鏡湖醫院，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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