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洗塵》，梁衡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德是人的行為規范，頭上三尺有神明。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一種無形的道德約束，而官員又更多一層，這就是怎麼用權。因為他比普通百姓擁有更多的權力。權對官來說有兩重性：一是可以為百姓辦事，服務社會﹔二是可以為自己謀私利，甚至欺壓百姓。好官壞官由此區分而來。
官的政績決定於他的能與德，但主要是德。有德無能至少不會辦壞事，無德有能卻可大大地辦壞事。德是基礎，是軟實力，是一個無形的大磁場。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初期漢武帝選官時首重德，舉孝廉﹔隋唐開始科舉考試，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總結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現曾國藩等這樣的道德榜樣，又回到道德上來。大凡一個政權，在開創之初，德和能都不成問題。替天行道，為民請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嚴，德風感天下。至於能，更是在戰火中打出來的，無往不勝。而麻煩在於掌權之后，德漸鬆弛，能亦下降。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大會的講演中自豪地說邊區有“十個沒有”：“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十個沒有”確實反映了當時延安良好的黨風、政風、民風，令人羨慕，使人向往。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建國初期。周恩來“文化大革命”之初到學校視察，就在學生食堂裡吃飯，一個菜兩角五分錢也要如數交上。中南海裡開會，每個人主動交5分錢的茶水費。但現在生活好了，官員的“胃口”也大了，貪個千百萬很平常。改革開放之后，第一個因貪伏法的省部級以上干部是江西副省長胡長清，2000年2月貪500萬，死刑﹔第二個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2000年9月貪1000萬，死刑。后來就多得數不過來了，數額也高得驚人。高官貪賄再多也隻能判個無期。虱子多了不怕咬，法不責眾了。去年的公開數字，隻外逃貪官卷走的錢，有說5000億，有說8000 個億。高官貪，小官亦貪，遼寧省大連市檢察院公布，大連街道辦下面一小區居委會主任王仁財，職務在科級以下，2007年至2009年期間貪污9000余萬元。此外還聯同當地黑社會，犯下了多宗故意傷害、非法採礦、尋舋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處死刑。以至於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小偷專偷貪官，網上流行詞“小偷反腐”。原因很簡單：1.貪官有錢﹔2.是不義之財﹔3.失主不敢報案。這樣想來小偷的“偷”倒是一種客觀上的義舉了，類似當年土匪的劫富濟貧。而且因破小偷小案牽出不少大貪大案。成語“小巫見大巫”又多了一個姊妹詞“小偷見大盜”。國之大盜，監守自盜。這還只是貪財之腐敗，其余還有買官賣官、弄虛作假、阿諛奉承、結黨營私、吃喝嫖賭等，不一而足。
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對權力的監督可以使官員變成一匹奮蹄騰飛的千裡馬，而對權力的放縱亦可以使他變成一個為所欲為的魔鬼。任何一個政權的興起都是先從干部准備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治國先治吏，國敗吏先衰。治理的辦法當然是有的，如領導帶頭，使有楷模﹔嚴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監督，使不能犯﹔還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發現，自我約束，不該去犯。這幾條中，制度約束、民主監督是最重要的，對官員個人來講，自我約束，正確對待權力則是內因。
那麼從道德上來說，近年來官場有哪些變化呢？或者說出現了哪些壞風氣呢？現在官場道德之壞主要表現是：私、貪、假、惰、媚。如何懲治其害並重整新風，筆者在官場已觀察有年，對症下藥開了十味藥方，這就是：為公、為民、誠實、敬業、廉潔、獨立、堅定、謙虛、坦蕩、淡泊。有些是老生常談，但官場總是舊病復發，有的還是頑疾難除，雖是常談也隻好再說再談了。恰逢有出版社來約稿，就輯為《官德十講》，這十個方面主要是針對官場的現狀和時下官德的種種表現，也兼顧總結古代為官的倫理道德。十講又可大致分為兩組，前五講主要是圍繞權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輔政﹔后五講主要是圍繞個人修養，以德自立，處世待人，“以吏為師”，給社會一個榜樣。
孫中山臨終遺言說，他致力於革命凡40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改革開放眼看也要奔40年而去了，小平若在世當會嘆息道：貧富不均，世風日下，同志仍須努力。
（《新湘評論》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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