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楊連山經過確認，把王清生烈士証交給了他的親人王翠萍。
楊連山在整理烈士資料。
楊連山把尋訪過程記錄下來整理成《連山日記》。
這幾年，妻子一直很支持楊連山的尋訪工作。
楊連山發現的烈士証。
●清明節即將來臨，在思念已故親人的同時，不少人也在緬懷先烈。
●有這樣一個人，在舊書攤上一次偶然的發現，讓他義無返顧地踏上了為烈士找“家”的漫漫長路。
●他四年來執著地尋找，想讓每一位烈士都回“家”，讓他們的英魂不再流浪。
3月6日上午，艷陽高照，但有風。
騎著一輛半舊的電動車，南陽市民楊連山邊走邊打聽，他有些不好意思：“年前我來過一次了，可是記不住是哪一家了！”
楊連山前一天已經和南陽市陳鐵崗社區居民王翠萍約好，要到她家核實關於親屬外出當兵未歸的一些細節。雖然提前電話聯系過了，但一踏進南陽市臥龍區武侯街道辦事處陳鐵崗社區，楊連山還是迷茫了。在敲錯了兩次門之后，終於找到了王翠萍的家。
王翠萍說，她娘家是鎮平縣侯集鄉馬券王大隊人，小時候就知道一個叔叔十七八歲就外出當兵了，至今已經60多年過去，沒有一點音信，春節前在電視上看到楊連山尋找烈士家屬的消息，就讓兒子給他打了一個電話，看看能否找到自家的這個叔叔的消息。
王翠萍所述的情況，和楊連山掌握的烈士王清生的資料十分接近，但是老人說她叔叔的名字是王連生，名字有出入。在特殊年代，烈士外出當兵時，由於種種原因，名字也會被弄錯。到底是不是一個人，他有些拿不准。
看著老人急切的眼神，楊連山安慰她說，基本的情況都吻合，但是名字卻不對，建議她抽空回娘家一趟，找找村裡的老人再核實一下，最好能找一些家譜之類的對照一下，能確認最好，不能弄錯了。
交談半個多小時后，楊連山告別王翠萍老人，騎上電動車返回了。
四年來，這樣的走訪，他經歷太多次了。
3月25日，楊連山打來電話告訴記者，經過反復比對，他最終確認烈士王清生就是王翠萍的叔叔王連生。
一次意外的發現
出生於1962年的楊連山，是南陽市社旗縣李店鎮薛庄村人，現在的身份是南陽市十四中學的高級語文教師。
楊連山有一個愛好，那就是搞紅色收藏。
3月6日上午，記者走進了他位於南陽市一個小區的家中，並不寬敞的客廳、臥室，甚至陽台上都堆滿了收藏的舊書。
愛好藏書並不罕見，而當他坐在有些簡陋的客廳中，講起在舊書攤淘書時的一次意外發現時，這個已經51歲的中年男人竟充滿了激動。
時間追溯到2009年1月6日，一個晴朗的日子，楊連山在賣舊書人家裡淘書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文件夾，裡面裝有8份1951年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司令員賀龍、政委鄧小平簽發的革命軍人犧牲証明書（俗稱烈士証）。每份証明書上都有革命先烈的犧牲時間和地點。証書顯示，8名烈士均為男性，籍貫均為南陽縣。
“驚訝的是，時間過去了58年，而這8份烈士証，卻沒有送達烈士親人手中﹔但同時，我幸運地淘到的這些烈士証，非常有文獻價值，它們是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的見証，是革命先烈為國捐軀的見証，有著很重要的意義。”楊連山說，當時用手撫摸著這些烈士証，心情有些沉重。
這些烈士証是1951年簽發的，已過去58年了。作為一個藏書愛好者，他下意識地感覺這些烈士証意義重大。於是把這些証書以不菲的價格買了下來。
買回來的路上，楊連山的內心被這些珍貴的“文物”帶來的驚喜充盈著，他把烈士証拿在手中，翻閱著有些泛黃的証書，一遍遍在內心想象著充滿硝煙的戰場上，烈士們那鮮活的形象。
回到家中，楊連山立刻向妻子和女兒展示自己淘回來的“成果”。
一家三口擠在不大的客廳中，楊連山一張一張地展示給她們看，並根據自己的分析給她們講述這些烈士証的珍貴之處，看著看著，妻子和女兒也激動起來。
這些烈士証一共三聯，一聯軍隊發証時撕下來存根保留了，還剩兩聯，這一聯是讓地方政府的民政部門保留的，但現在還連成一個整體，說明烈士証沒有發到烈士后代手中。
正在南陽一所大學讀書的女兒楊子，雖是一個女孩子，卻對革命戰爭題材的影視很感興趣。她經常看的電視節目是央視七套的防務新觀察，她還喜歡看戰爭題材的電影。當時她剛剛看了正在熱播的電影大片《集結號》，電影中的主人公谷子地的英雄軍人形象深深打動了女兒，在父親給她們展示烈士証的時候，她突然說了一句話：“為什麼不把它們送回家呢？”
妻子梁金麗也贊成女兒的想法。她說，咱們應該趕快尋找這些烈士的親人，把烈士証送到親人的手中，讓他們知道烈士的歸宿。
“我的講解被打斷了，她們的提議是我沒有想到的。”楊連山談起這段經歷，很是感激妻子和女兒，正是她們的提醒，他才把這些原本認為只是藏品的烈士証，賦予了新的意義。“這些烈士証在我手上只是藏品而已，如果把它們送到烈士親屬的手中，那就是一個生命回家了，就是一份親情回歸了。”
令這一家人驚喜的是，時隔不久，楊連山再次在那個賣舊書的人家裡發現了另外6份烈士証，他毫不猶豫地買下。這樣楊連山手頭上的烈士証已有14份。
為烈士找家
14份烈士証在經歷了58年的飄零后，轉到了楊連山的手中，而這一次，它們作為藏品的“命運”被改變了。
一家人“志同道合”，要為這些烈士証“尋家”的想法很快成了行動。
楊連山開始對每份烈士証上的基本情況，進行歸納整理，根據烈士証上的內容，寫出烈士証簡介，並對烈士証上的基本信息進行統計，如烈士生前的部隊番號、性別、姓名、職務、年齡、籍貫等信息，制成革命英烈名錄。
妻子著手收集資料，查閱了南陽縣地名志、《南陽縣志》等文史資料。
在整理過程中，楊連山發現，當年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曾反復調查、尋找，因為烈士証背后都做了各種標記。但由於姓名不對（原因可能是烈士本人不識字，入伍時登記人員使用了諧音字）、地址不詳（原因可能是烈士為了家屬的安全而沒有填寫真實地址）、資料不全、戰爭時期部隊番號多次變化和新中國成立后行政區劃變更、村庄遷移等原因，致使這14份烈士証一直未能送到烈士親屬的手中。
之前，楊連山在南陽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學和班主任的工作，平時生活很悠閑，沒事就去舊書攤淘書，而著手尋找烈士親屬后，他幾乎把業余時間全部用在這件事情上面。
楊連山按照烈士証上提供的烈士籍貫開始調查尋找。還通過多種形式查訪，發動親朋好友調查打聽、打電話詢問﹔在新浪網上開了為烈士找家的博客，把烈士名錄登錄在博客上，盡可能提供詳細的信息，尋找烈士的親人﹔南陽吧等網站發帖擴大尋找范圍等。
尋找過程，困難一個接一個出現。証書提到的烈士原籍“南陽縣”，早在1994年南陽撤地設市時，就被分割劃入了宛城區和臥龍區，好多村庄的名字也幾經變化。不少烈士的信息相當模糊，大多隻寫了南陽縣人。這麼多年過去了，烈士家屬有的搬遷，有的故去。這些都使尋親猶如大海撈針。
楊連山利用節假日，帶上簡單的午飯和開水，騎著自行車，到原南陽縣周邊村庄進行尋訪。甚至騎車到社旗、鄧州等地的偏遠鄉村去調查。
“累了，放好自行車在路邊歇歇﹔渴了，喝幾口自帶的涼白開﹔餓了，打開妻子為我准備的飯盒，匆匆吃上幾口。”楊連山在自己的日記中，記錄了尋訪的不易。
愛的接力
直到2009年8月初，已經折騰了半年多時間，尋找烈士親屬卻沒有一點進展，這下楊連山有些困惑了。
這次又是妻子和女兒提醒了楊連山。她們說，可以借助媒體的力量來尋找。這句話再次提醒了他，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替烈士尋“家”，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
於是，拿著這些烈士証，他們走進了南陽晚報社的大門。果然，這個舉動感動了報社的記者。
2009年8月4日，《南陽晚報》在頭版刊登了題為《我們一起為烈士尋找回家的路》的導讀，並在第6版刊登了題為《舊書中發現八份南陽籍烈士犧牲証明書，建國六十周年的日子馬上到了，楊連山和女兒聯手本報為烈士尋找回家的路》的報道。
報道發出后，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后，省內多家媒體對楊連山進行了採訪。
社會各界熱心人士也紛紛行動起來，了解情況，提供線索，介紹背景資料﹔南陽一些大型超市在賣場內，每天定時用喇叭宣讀為烈士找家的信息﹔南陽市臥龍區和宛城區的民政部門也行動起來，發動各鄉鎮民政所的工作人員深入農村，仔細摸排。
2009年8月6日，愛好文學的楊連山在自己的日記中記錄了這個變化：“從此，為尋找烈士親屬的工作出現了轉機，這是一場愛的接力，愛之火，已成燎原之勢。整個社會都行動起來了。”
報道發出后的第四天，一個讀者的電話使尋找真正有了突破。
2009年8月7日上午9時許，楊連山接到了一個電話，南陽市高新區七裡園鄉居民趙永泉看了報道后，認為其中的一個烈士趙明山應該是他的親大伯。
當天，楊連山騎上自行車趕到了趙永泉的家中。
今年69歲的趙永泉祖籍南陽高新區崗王庄苗庄，其父親名叫趙昆山。很小的時候，趙永泉就經常聽到父母念叨大伯趙明山的事。“大概1945年，大伯忽然走了，有人說去當解放軍了，有人說死了，一直到現在仍杳無音訊，父母在世時經常提起他，說早晚大伯都會回來的！”趙永泉的父親30多歲時生病去世，去世前，念念不忘的還是胞兄趙明山。幾十年過去了，趙永泉家人沒有忘記趙明山。逢年過節，趙永泉的母親都要在飯桌上為趙明山擺放一份碗筷，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
通過各種線索和細節的認定，楊連山確認，烈士証上的趙明山就是趙永泉的大伯。
那一刻，感性的楊連山激動萬分，淚如泉涌。7個多月的堅持終於有了結果。
2009年8月8日上午11時，楊連山在當地媒體的見証下，將趙明山烈士的《革命軍人犧牲証明書》交給了他的侄子趙永泉。
悲喜交加的趙永泉雙手接過烈士証，兩行熱淚奪眶而出，扑通一聲，跪在母親的遺像前嚎啕大哭著說：“媽，大伯找到了！58年了，我大伯終於回家了。您的心願實現了，您可以瞑目了。”
當天中午，趙永泉和姐姐來到自家的祖墳前，將這一消息稟告已作古的親人。
看著悲喜交加的趙永泉，楊連山心中五味雜陳。
在媒體的幫助下，尋找烈士家屬似乎明朗了很多。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陸續尋找到了齊華針、單華榮、張文武三位烈士的親屬。加上找到的王清生烈士的家屬，目前楊連山已找到5位烈士的親屬。
這些烈士親屬，之前都不知道親人當年去干啥了，當把時隔半個多世紀的烈士証，遞交到他們手中，他們悲喜交加，熱淚盈眶，
在內鄉縣赤眉鎮齊營村，烈士齊華針的女兒齊伍雲家，當楊連山將烈士証雙手遞給烈士女婿李菊令后，同行的其他愛心人士發現烈士后代家中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而李菊令的孫女李平剛剛考上大學，正為每年7800元的學費發愁。經過眾人的努力，給孩子爭取了一個救助貧困大學生指標，解決了1萬元的學費。
找到的其他幾位烈士親屬，隻要生活困難的，當地民政部門都會為其納入低保，以此告慰烈士的在天之靈。也有一些愛心人士看到烈士后代的生活困境，會給他們捐款或者提供幫助。
楊連山說，當看到烈士后代眼中的淚水時，“我已知道愛在這個季節盛開了”。
“三代人的夢圓了”
在去見烈士趙明山的親人趙永蘭之前，記者有些忐忑。讓一個71歲的老人追憶她父親犧牲的故事，無論對講述者，還是對傾聽者來說，都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
2013年3月6日上午，陽光很好。
當記者踏進南陽市高新區七裡園鄉那個標著335號院子的時候，趙永蘭老人很熱情地和記者打了招呼。她健朗的身板和精神奕奕的神態，讓記者心中的疑慮消除了一些。
由於此前電話已經溝通過，老人很明白記者此行的目的。於是，一番簡短的寒暄，老人主動開始講起她和父親的故事。
趙永蘭是趙永泉的姐姐，但卻是烈士趙明山的親女兒。父親當兵走時她才3歲，那個時候家中窮，隻有一間破草房，缺吃少穿，特別是父親一走就沒有了音信，沒辦法，母親隻好將她送給叔叔當閨女。
父親一走多年沒有消息，爺爺奶奶、母親日夜牽挂，一家人想起來就哭。趙永蘭說，后來，爺奶相繼去世，2009年母親也去世了，但是臨終前，他們都囑咐孩子們要找到父親。
沒想到，時隔58年，為烈士尋家的活動讓他們塵封了多年夙願得以實現，順利找到了父親的烈士証。
在趙永蘭家中，老人將父親的烈士証裝裱在一個相框中，擺在客廳的正中間。足以看出老人對這份証書的珍惜。
“見到父親的烈士証的時候，心再次被扯開了，但是三代人的夢卻圓了！”趙永蘭這樣描述父親烈士証送回時的心情。
永不停步
從2009年開始為烈士尋“家”，已過去4年時間，楊連山的生活和工作也發生了改變。
學校得知他所做的事情后，很支持他，從教學一線調到了學校的教研室，負責檔案整理、校報編輯等事情，方便他隨時可以外出尋找烈士。而各級文明辦、宣傳部、教育局等部門組織活動也會邀請他去參加。
在他裝訂成冊的《連山日記》中，有這樣一段對自己的介紹：本人不吸煙，不喝酒，不喝茶，不打麻將，不斗地主，不亂跑，不亂花錢。言談上笨嘴拙舌，謹言慎語﹔行為上謹小慎微，安分守己。唯嗜書如命，如醉如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自嘲是個書呆子。閑暇之時，常常串街走巷，出入於廢品站之中，來往於藏書人之家，以得到自己喜愛的舊書而自慰。淘到自己喜愛的書，飯都多吃兩碗。
楊連山除了愛好創作之外，還是南陽市紅學研究會的會員。
記者返回鄭州后，在郵箱裡看到了楊連山發給記者的一封信，裡面記述了他對送烈士回“家”的一些感想。他說，四年來，累也好，苦也好，他總覺得這不算啥，他不圖名，也不求利，隻想著這些烈士，他們為了建立新中國，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卻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們的英魂在流浪。這是一件讓我們后人於心不安的事。新中國建立60多年了，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與我們漸行漸遠，但有不少人還在承受著戰爭帶來的創傷。所以，為烈士找家，是時代的良心。所以，為烈士找家，他不會停步……{9}８
九位烈士尚未回“家”
楊連山仍在奔波
由於年代久遠、行政區劃變更等原因，楊連山手頭上的14份烈士証中，已有5份經確認交還給烈士家屬。目前，楊連山仍在奔波尋訪余下的9位烈士的親人。這9位烈士資料如下：
王春法，南陽縣人，1945年9月參軍，15軍44師131團炮連戰士，1947年7月犧牲，時年25歲，犧牲地點木欒店。
任守連，南陽縣人，9縱27旅79團戰士，犧牲地點安徽宿縣南周成庄村。
張文武，南陽縣五區李老庄人，1948年11月參軍，13縱38旅戰士，1948年12月在趙家山戰斗中犧牲，時年38歲。
平玉山，南陽縣五區房庄人，6縱16旅46團戰士，1947年5月在安陽湯陰戰斗中犧牲，時年17歲。
馬福才，南陽縣人，1937年參軍，冀南軍區青年縱隊2連戰士，1938年4月長樂村戰斗中犧牲。
路佔陽，南陽縣人，6縱隊17旅50團3連副班長，1947年12月11日雙柳戰斗中犧牲，時年25歲。
方長如，南陽縣人，第4兵團第13軍第39師第115團戰士，1949年4月渡江戰役中犧牲。
丁炳福，南陽縣人，1947年參軍，第4縱隊豫西分區南陽地方武裝部隊戰士，1948年河南省鎮平縣桐柏廟戰斗中犧牲，時年18歲。
徐培進，南陽縣人，16軍47師139團戰士，1949年北贛鐵路戰斗中犧牲。（記者 尹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