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劉伯承為八路軍指戰員作軍事報告。
劉伯承元帥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優秀的軍事教育家，為我軍軍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劉伯承有一句名言，“軍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它是直接地、明顯地受著戰爭勝負、流血多少的檢驗的。”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劉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軍隊，都不能“不教而戰”﹔凡有才干的軍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訓練干部。“治軍先治校”，是他的一貫主張，也貫穿其軍旅生涯始終。
辛亥革命爆發后，劉伯承到萬縣參加響應革命的學生軍，從此開始其輝煌的軍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慶軍政府將弁學堂受訓，因成績優異被選入速成班學習，畢業后擔任川軍第5師司務長一職。舊軍校正規的教育，不僅初步奠定了他的軍事理論造詣，而且賦予他“治軍先治校”的“舊式經驗”。
1926年12月，劉伯承與朱德等發動瀘州、順慶(今南充)起義，擔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並率起義部隊與四川軍閥作戰，策應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共中央關於抑制川軍東出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就在瀘州、順慶起義成功后，他就在所屬部隊辦起了軍政學校並親任校長，這是他“治軍先治校”理念化為實踐的開始。通過治校，使許多剛剛脫離北洋軍閥系統的舊軍官接受了新式軍事、政治思想，站到進步方面來。
1927年8月，南昌起義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劉伯承認為:除了敵人力量過於強大之外，沒有形成共產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沒有對部隊實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等因素，是南昌起義“根本的弱點”。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劉伯承先后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在蘇聯學習兩年半，他刻苦攻讀了馬恩列斯的軍事著作和外國許多軍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開闊了眼界，加上對南昌起義失敗的思考，更加堅定“治軍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劉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協助周恩來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訓練中共各省、特委負責人和中央機關干部，增強他們開展武裝斗爭的能力，這是他“第一次從事紅色軍事教育”。期間，他負責講授暴動方略和游擊戰、運動戰戰術，並為中央軍委翻譯了《蘇軍步兵戰斗條令》，校譯了《蘇軍政治工作條例》、《游擊隊怎樣動作》等材料，一方面作為訓練班教材，一方面發到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學校，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早期建設。
1932年1月，劉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接替葉劍英出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直至同年10月中旬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期間，他針對紅軍以運動戰為主的實際，大力培養運動戰人才，貢獻卓著。遵義會議后，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所向披靡。兩相比較，劉伯承深為毛澤東的卓越指揮才能所折服。以后，隨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他更加自覺地宣傳和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
1935年9月，紅四方面軍總部成立了紅軍大學(紅大)，開設高級指揮科、上級指揮科和上級政治科，由劉伯承調任校長兼政委。當時，正值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獨斷專行的指揮下，開始大舉南下。為治好這支被張國燾帶向錯誤方向的大軍，他堅決與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從整個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局出發，置個人生死榮辱於度外，積極維護紅大中紅一、四方面軍學員之間的團結，並通過他們影響部隊回到正確軌道。
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隨即組建紅二方面軍。7月初，劉伯承應邀到紅二方面軍，給指戰員作打敵人騎兵的戰術報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敵處置、利用地形、武器運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則，講解了打騎兵的隊形、追擊、有組織的后移以及平時加強演練等問題，深受賀龍欽佩。經他力陳，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出任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成為我軍歷史上唯一主持過三大主力紅軍軍事教育的人。
作為紅二方面軍大學校長，劉伯承不負眾望。1936年9月20日，他寫出《我從實戰中聯想到我軍教育要注意的事項》一文，從軍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訓練、教育的要求，特別是提出了進攻、防御、迂回、行軍、宿營、警戒以及野戰等一系列戰術要則與訓練方法，對加強紅二方面軍的軍事素質貢獻至大。同年12月，紅二、四方面軍兩所大學都並入抗日紅軍大學(后稱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劉伯承順理成章地成為唯一的副校長。
關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劉伯承本人就是行家裡手。劉伯承曾說:我們辦好學校要有方針，方針就是抗大的方針。抗大的方針，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句話:“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個方針的核心是堅持辦校的正確方向，就是軍事院校教育要為黨和軍隊的政治需要服務，為部隊建設服務。抗戰爆發后，劉伯承主持的軍事院校(包括隨營學校、訓練班)始終遵循上述方針，並繼承了抗大的校風“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保持和發揚了我軍院校教育的好傳統。
1937年8月，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劉伯承擔任一二九師師長。早在抗戰初期，他就對一二九師隨營學校指示:將毛澤東軍事論著，作為“第一種教材”。他認為，毛澤東軍事思想，人民軍隊戰史尤其是較近的實戰戰例，應作為第一種教材，隻有這樣才可以正其本﹔而日軍的軍事條令、教令等可作為“第二種教材”，隻有這樣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戰對象的特點和戰術﹔蘇軍的一些條令和軍事理論則可作為“第三種教材”，可以開闊眼界，推動軍事教育的發展。整個抗戰時期，參加一二九師的絕大多數是工農分子，他們政治覺悟高，作戰勇敢，但是文化水平較低。在劉伯承的關懷和號召下，部隊辦起了許多掃盲班、文化班，掀起學習文化的熱潮。為練成抗日鐵軍，他還“運籌帷幄、先勝教場”，先后辦過師訓練隊(班)、師隨營學校、師輪訓隊、師參謀訓練班等，大力培養軍事、政治、參謀人才。由於他的深謀遠慮和把“治軍先治校”理念化為實踐，一二九師軍事素養聞名八路軍、新四軍，成為“華北抗日鐵軍中的鐵軍”。
1945年9月，日寇剛剛投降，國共兩軍拉開戰幕。劉伯承領導的晉冀魯豫地區人民軍隊，仍然強調“治軍先治校”，各級隨營學校建制齊全，對加強部隊軍政素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948年9月2日，中原軍政大學成立，時任中原野戰軍司令員的劉伯承兼任校長和政委。由於劉伯承的“名頭”，中原軍政大學在各軍政大學中風頭一時無兩，為中原(第二)野戰軍培養了大批軍政干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軍事人才支撐。 （林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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