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葉永烈《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四川人民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聯合出版
在“一個深晚”會見了魯迅
1932年12月11日夜晚，在上海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3樓4室，魯迅設家宴招待客人。據當天的《魯迅日記》載：
“治饌六種邀樂揚、維寧及其夫人，夜晚，三弟亦至。”
“維寧”，即瞿秋白，而“樂揚”則是馮雪峰。
那時，國民黨政府懸賞2萬元捉拿瞿秋白。在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和夫人楊之華不得不躲避到魯迅家中。當時，魯迅因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親，不在家。許廣平曾這樣回憶瞿秋白的到來：
“我還記得：他和楊大姐晚間來到的時候，我因魯迅不在家，就把我們睡的雙人床讓出。”
11月30日，魯迅回到上海家中，就安排瞿秋白夫婦住在公寓中的另一房間。
瞿秋白夫婦在魯迅家住了半個來月，中共地下組織派出“史平”前來接出他們，以便轉移到另一安全的處所。
這位“史平”，也就是陳雲。
在細雨蒙蒙的夜晚，陳雲來到魯迅那裡，見到了魯迅。
陳雲陪著瞿秋白夫婦在雨中離開了拉摩斯公寓。
1936年10月26日，為了紀念魯迅去世一周年，陳雲寫了回憶文章《一個深晚》，記述這個難忘的夜晚。這篇文章署名“史平”，最初發表於中共在法國巴黎創辦的《救國時報》第64期。
陳雲寫道：
1932年陰歷11月的某一天，大約是深晚十一時許了，我坐著一輛黃包車，把戴在頭上的銅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吳淞路買來的一件舊的西裝大衣的領頭翻起蓋滿兩頰，由曲曲彎彎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電車掉頭的地方就停下了黃包車。付了車錢，往四邊一看，沒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進了沿街的一座3層樓住宅房子的大門。這是一座分間出租的住宅，走進大門就是樓梯。大約是在三層樓的右首的那間房間的門口，門上有著一個同志預先告訴我的記號。我輕輕的扣了兩下，裡面就出來一位女主人。我問：“周先生在家嗎？我是×先生要我來，與×先生會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氣的請我進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經准備好了，他的幾篇稿子和幾本書放在之華同志的包袱裡，另外他還有一個小包袱裝著他和之華的幾件換洗的衣服。我問他：“還有別的東西嗎？”他說：“沒有了。”“為什麼提箱也沒有一隻？”我奇怪地問他。他說：“我的一生財產盡在於此了。”
他問我：“遠不遠？”“很遠，我去叫3輛黃包車。”我說著，正想下樓去叫車子，旁邊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關心我們的主人就說：“不用你去，我叫別人去叫黃包車。”說著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黃包車去。這時候，秋白同志就指著那位主人問我：“你們會過嗎？”我和那位主人同時說：“沒有。”秋白同志說：“這是周先生，就是魯迅先生。”同時又指著我向周先生說：“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誠懇地尊敬地說了一聲。的確，我是第一次見魯迅。
他穿著一件舊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帶著憂愁的臉色表示出非常擔心地恐怕秋白、之華和我在路上被偵探、巡捕捉了去。他問我：“深晚路上方便嗎？”“正好天已下雨，我們把黃包車的篷子撐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氣回答他。我是第一次與魯迅會面，原來不知他哪裡人，聽他的說話，還多少帶著紹興口音。后來我把秋白、之華送到了他們要去的房子裡，問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魯迅確是紹興人。
一會兒女主人回頭說：“車子已經停在門口。”我說“走吧。”，就幫助之華提了一個包袱，走到門口。秋白同志向魯迅說：“我要的那兩本書，請你以后交××帶給我。”又指著我向魯迅說：“或者再請×同志到你這裡來拿一下。”我就順便插口：“隔幾天我來。”
正想開門下樓去，之華還在后頭與女主人話別。我們稍微等了一下，魯迅就向秋白同志說：
“今晚上你平安到達那裡以后。明天叫××來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秋白同志答應了。
一會兒，我們三人就出了他們的房門下樓去，魯迅和女主人在門口連連的說：“好走，不送了。”當我們下半隻樓梯的時候，我回頭去望望，魯迅和女主人還在門口目送我們，看他那副庄嚴而帶著憂愁的臉色，表現出非常擔心我們安全的神氣。秋白同志也回頭望了他們一眼，說：“你們進去吧。”他們默不作聲地點了點頭。當我們走到了二層樓梯口，才聽到三層樓上啪的一聲關上了房門。
秋白同志自從1932年××同志被捕以后，偵探到處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魯迅家裡已經好久了。雖然魯迅當時也為暗探四面跟蹤著，但是魯迅終於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護了幾個月。后來因為外面已經有些“風聲”，所以我們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本來還要到魯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幾本書，我也很想再去會會魯迅，后來因為別的原因，很快的離開了上海，所以沒有再去。我這第一次的會見魯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會見魯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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