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在上海重逢潘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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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重逢潘漢年

一路風險，陳雲於1935年6月底到達上海。

據當年從無錫趕往上海掩護陳雲的孫詩圃回憶，陳雲到了上海之后，住進了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新永安旅館，那裡離蘇州河不遠。

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之中。陳雲一時沒有與地下黨取得聯系，因為他翻閱報紙，發現公開聲明脫黨的叛徒名單中有70多人認識自己。

據陳雲之子陳元回憶，當時陳雲曾經被國民黨特務認出：

當時蘇州河上有十幾個橋，每個橋頭都有國民黨特務，很多都是叛徒，認識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著通緝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見一個特務，立即對特務說，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發我，共產黨饒不了你，早晚一天要找你算賬！陳雲做那麼多年地下工作，特別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個特務被嚇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壓，一扭頭，就裝作沒看見過去了。

陳雲打電話給當時擔任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的章乃器。陳雲請章乃器轉告章秋陽，約他見面。

章乃器這人，曾兩次名震中國：一是1936年11月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袖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沙千裡、史良等一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了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二是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成為“反右派運動”的重點批判對象。

其實，章乃器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密切關系，並曾給了中國共產黨許多幫助。

據《章乃器傳》載[1]：

早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期間，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楊賢江在武漢活動，經常有款項匯給上海的同學鄭文利。鄭托章乃器經手存入浙江實業銀行。有次楊匯來六千元巨款，國民黨當局跟蹤追查，章乃器得到消息，迅速將存款轉移，結清帳戶。國民黨查到銀行，一無所獲。黨的經費安然無恙，鄭文利亦避免了一場災禍。

又據路易.艾黎回憶[2]，他曾經手把一批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帶到上海，交給宋慶齡，湊足了一萬元，由章乃器以銀行的名義匯給了在西安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負責人劉鼎。這筆錢，后來被劉鼎派了很重要的用場。

章乃器的三弟章秋陽，又名章郁庵，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和陳雲一起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和陳雲頗熟。

章秋陽離開商務印書館之后，從事地下工作。他的公開身份是上海証券交易所經紀人。他曾多次把從蘇區運來的金銀換成鈔票，作為中共經費使用。

陳雲通過章乃器，與章秋陽聯系上了[3]。

於是，章秋陽立即把陳雲從上海新永安旅館轉移到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三五八弄尚賢坊二十一號。

當時，在無錫以新監書記員為公開身份的孫詩圃，奉中共組織之命來到上海，和章秋陽接上了頭。

據孫詩圃回憶，章秋陽曾考慮把陳雲轉移到無錫，以求更加安全。這是因為孫詩圃和無錫新監主管邢源堂交情很深，可以借這個關系掩護陳雲。於是，孫詩圃回到無錫，對邢源堂說，有個姓李的朋友在交易所裡虧了幾千元，為了籌款還債，到無錫避一下風頭。邢源堂答應給“李先生”安排食宿。

當孫詩圃再次來到上海，章秋陽又改變了計劃，決定陳雲仍留在上海，因為陳雲急於要與先期來滬的潘漢年接頭。

這樣，經陳雲同意，章秋陽把陳雲從尚賢坊轉移到上海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裡一一一號唐文雲家中。唐文雲是章秋陽的妻子，當時在華商証券交易所工作。

后來，陳雲再度轉移。章秋陽把陳雲安排在上海北京路靠近浙江路的一家鋼鐵商店樓上，每天由唐文雲的幼子俞三元，給陳雲送來三餐和報紙。

陳雲終於按照事先約定的，秘密地與潘漢年的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和表妹呂鑒瑩接頭。

潘企之把陳雲來滬的消息告訴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宣傳部長董健吾、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以及潘漢年。

陳雲和潘漢年在上海重逢了！

從董健吾和浦化人那裡，陳雲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嚴重破壞，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另外，連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在上海也遭逮捕，因此在上海已無法跟共產國際進行聯系。

這樣，陳雲和潘漢年決定赴蘇聯，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遵義會議以及紅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