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后》,新華出版社出版,張春生、許煜編著
英方發現連續使出的幾招都行不通,中方的態度又比較強硬,就開始考慮在“主權”和“治權”上做文章了。周南說關於主權問題開始的說法是“主權的移交”。但前幾輪談判后,外交部條約法律司提出意見,說法律上用這種字眼不大好。因為主權本來是屬於中國的,英國侵佔了香港不能說主權就歸它了,建議改為“恢復行使”更恰當。從那以后中方的說法就改了,開始鄧小平講話還是“主權的回歸”、“主權的移交”,后來就統一改成“恢復行使主權”了。
在前3 輪的談判中,柯利達執行撒切爾夫人的策略,不厭其煩地宣傳香港的繁榮都是英國統治的結果,宣傳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就離不開英國的管治。柯利達說:“中國的方案只是一種信念和希望,是‘烏托邦’,未經實踐証明。單方面表示的良好願望,不能保証將來的繁榮。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要保留資本主義的香港不變化,是令人懷疑的。中國政策多變,中國憲法就有好幾部,人們懷疑會不會再變。”他還說:“香港必須同英國聯系,而不能同中國聯系。隻有中國同意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英國才會同意給中國以名義上的主權。”
這就是企圖以名義上的主權換取英國的繼續管理權。周南說,“主權換治權”是英國人當時的底牌,撒切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裡承認:“我們的談判目標,是以香港島的主權來換取英國繼續對這整塊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權。”中國當然進行了駁斥,姚廣說:“香港問題的最基本事實就是:香港是中國領土,至今仍為英國佔領。要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把香港歸還中國,因此才有今天的談判。如果無視這一基本事實,還有什麼可談?”
其中還有一段插曲:1983 年的8 月15 日,一位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來見胡耀邦。胡耀邦跟他透露,1997 年中國打算收回香港。本來談判之初大家有一個協議,每一輪談判的具體內容不對外公布,隻發一個簡單的新聞公報。胡耀邦這一講,8 月18 日,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柯杰儒帶上參贊高德年來中方代表團跟周南抗議。說本來商定談判的內容不對外公布,現在你們胡總書記跟《朝日新聞》講,香港1997年要收回。“英國政府對胡總書記很詳細地闡述中國的立場表示驚訝和關切”。他們對此表示不滿。
周南說那次他正好借了這個機會,嚴正駁斥了英方從談判開始以來堅持的錯誤立場。他說:“首先,我們國家領導人完全有理由和權利公開闡明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沒有什麼泄密不泄密的問題,你這個理由站不住腳。胡耀邦總書記並沒有講到會談的內容和具體議程,當日本記者問到會談細節的時候,胡耀邦總書記說:‘談判的情況我不能說,對不起。’而事實上,英國方面倒是多次通過在它影響下的報刊泄露會談的內容,企圖通過新聞媒介來影響談判,並通過香港的一部分人制造輿論,支持英方觀點。”
他進一步指出:“你們想拿主權換治權,延續1997 年后對香港的殖民統治,這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中國政府接受這種荒謬的主張,等於是要中國政府同英國政府簽訂一項新的不平等條約。你們應該清楚,中國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馬島。”“你們搞所謂的‘民意’,實際上就是‘官意’,是英國的‘官意’而不是香港的‘民意’,是你們一手制造的。打什麼‘信心牌’、‘民意牌’、‘經濟牌’,一概都是徒勞的!希望你們還是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在中國建議的基礎上認真談判,解決問題。畢竟歸根結底,這也是符合英國的長遠利益。”當時對方一聲不吭,也許他們心裡在想:我隻說胡耀邦的事,沒想到你說得這麼多。周南不理會,繼續說:“我不但要說,而且希望你把我說的話原原本本地報告給倫敦方面。”
幾天后外事小組開會,李先念看到那個簡報,說周南講得很好,特別欣賞“不是‘民意’,是‘官意’”這句話。“實際上就是‘官意’,是英國人制造的。”因為這個問題,雙方爭執得很厲害,這些都反映到每輪會議后發表的公報上:第1 輪會談后發表的公報中提到雙方認為本輪會談是“有益的”和“建設性的”﹔第2 輪這句話形容詞減了,“建設性的”沒有了,隻說“雙方進行了兩天有益的會談”﹔第3 輪隻有“雙方舉行了進一步會談”一句話。周南說,香港社會和媒體都很敏感,他們紛紛猜測一定談得不順利,公報的措辭才如此。
1983 年9 月10 日,鄧小平開始講話了。他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並告訴他:“我借此機會說一下,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權問題上糾纏,不要搞成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聯合發表聲明。在香港問題上,希望撒切爾夫人和她的政府採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中國1997 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會受任何干擾,更不會有任何改變,否則我們就交不了賬。希望本月22 日開始的中英第4 次會談,英方不要再糾纏主權換治權問題,要扎扎實實地商量香港以后怎麼辦,過渡時期怎麼辦,這對彼此最有益處。希望你把這話傳給撒切爾夫人。”
接下來的一輪談判,姚廣態度也強硬起來了,還說了“如果英國不改變態度,我們就要考慮繼續談判下去的必要性”這類的話,給對方施加了壓力。撒切爾夫人在其他一些內閣成員和柯利達等人的說服下,終於開始考慮改變態度。她回憶說:“中國的領導人提醒我們,福克蘭群島事件不能成為處理(香港)這塊殖民地的先例。不論從軍事還是從法律角度看,我都理解這一點。”10 月14 日,柯利達返回北京,帶來了撒切爾夫人給中國領導人的口信,表示“可以在中國建議的基礎上探討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談判總算又前進了一小步。
但在第5 - 7 輪談判中,英方又提出在香港管治方面“回歸后要與香港保持某種密切聯系”。在中方的追問下,英方又說並不打算挑戰中國的主權,隻要求未來的香港政府跟英國政府建立“權利或匯報的關系”等等。這說明英方在“主權換治權”企圖無法實現時,又試圖退而求其次,謀求某種形式的“中英共管”。中方當然不會答應,那期間鄧小平在接見西班牙外長時就指出:英國又想謀求對香港“實現共管”,這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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