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河西征戰史在甘肅的價值

西征期間，西路軍與數倍於己的馬步芳、馬步青部隊展開殊死搏斗，在凜冽的嚴冬時節，將士們風餐露宿，大小戰斗70多次，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70多年之后，回首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它在甘肅的價值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補充了河西各地民主革命史的部分空白。甘肅是紅色資源大省，自1925年冬甘肅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誕生起，就開始在甘肅這篇大地上書寫下了豐富的紅色文化。但對於甘肅的河西走廊來說，如果不是西路軍西征，許多地方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就是空白。所以，1936年底到1937年初的西路軍征戰，在河西播撒了革命火種，留下了紅色的印記，刻下了抹不去的記憶。這記憶，是解放后河西人民的精神家園，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西路軍戰斗過的地方，陸陸續續建立起來了十幾座紀念碑（塔），上世紀80年代以后，又改擴建為紀念園，成為一個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正在將這紅色的記憶傳承。

檢驗了人性的光輝。西路軍征戰期間，由於軍情緊急，駐留時間短，宣傳工作還來不及廣泛開展。在那些紅軍影響力沒有深入的地方，對為非作歹的馬家軍早已生恨的人民群眾對西路紅軍也處處設防。但是，人性的光輝卻照亮了剩余西路軍將士擺脫死亡的路。據統計，西路軍失敗后，河西走廊漢、回、蒙、藏、土、裕固各族人民和宗教、軍政、商賈各界人士對西路軍蒙難將士冒死相救，先后有4700多人返回延安，2000多人回到家鄉，有1000多人留居當地。這其中有以洪水區長孫振鐸、愛國商人劉芳、大富戶高興儉與高尚恆父子、校長李興俊等為代表的社會上層﹔以獵戶屈大成、游醫但復三、農民王學文夫婦、魏鐸成、馬二奶奶、蒙古族江西力阿媽、道教徒徐合德、裕固族牧民安福才、修槍工人王應魁、裁縫楊仲貴等為代表的各族各界人民，他們營救西路軍蒙難將士的故事至今廣為流傳。

這人性力量，就此建立起了河西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聯系與紐帶。1949年9月河西解放后，人民解放軍幾萬大軍就以河西作為牢固的大后方，換上了溫暖的冬裝，從張掖、酒泉出發，踏上解放新疆的征途。而河西人民，積極參軍參戰、籌集糧秣，為支援解放大軍西進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后，河西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60多年的建設，已經成為政治穩定、民族團結、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的新走廊了。目前，正在為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奮斗。

為甘肅黨史工作者增添了一份歷史責任感。西路軍從靖遠虎豹口渡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到組成西路軍征戰，從征戰中的東返與西進到失敗后的營救活動等，全部發生在甘肅境內。西路軍征戰在甘肅，西路軍研究也應該在甘肅。因此，作為甘肅的黨史工作者來說，對西路軍西征及其使命、西征中的東返西進、失敗的原因等問題，就有責任搜集史料，並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原則，從宏觀上把握歷史、駕馭史料，對歷史過程進行全面、准確、客觀的描述，對歷史經驗做出既符合歷史又能啟迪后人的總結，為資政育人服務。

承接、壯大了新時期絲路文明的精神家園。絲綢之路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它的開辟，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對促成漢代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條路從西安出發，向西分為南、中、北三路，在張掖會合，再向西經酒泉、瓜州至敦煌，然后從敦煌出發至蔥嶺（今帕米爾）或怛羅斯（今江布爾）出國門。但自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后，這條陸上絲綢之路衰落了，沉澱為歷史。由於它的重大歷史作用， 19世紀下半期，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將這條交流之路中最重要的物質元素提煉出來，不但使絲路文化成為中國古代文明大家庭的重要成員，而且躋身世界聞名遺產之列。

當下，一場讓古絲綢之路在保護傳承華夏現代文明中煥發生機的工程已經啟動，河西走廊顯然具有承前啟后的地位和作用，西路軍史更是這個工程中不能或缺的成員。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的“1313工程”中，西路軍史在絲綢之路帶、河西走廊文化基地和紅色文化弘揚板塊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就是明証。在絲綢之路文化發展帶上，如果把河西走廊生態基地建設比作綠色文化帶的話，那麼，西路軍河西征戰的歷史，就是一條紅色文化之帶。因此，西路軍征戰河西的歷史，在傳承創新建設中是有獨特優勢和重要價值的。比如，近日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高台縣委縣政府和甘肅表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西路軍系列連環畫第一輯《血戰河西》的出版發行，對西路軍歷史用“小人書”的形式進行了再現，成了一件可以拿得出、帶得動、有品位、可收藏的歷史文化紀念品，不但為“紅色甘肅”旅游產品送上了一份厚禮，也為科學合理的開發甘肅旅游文化資源，弘揚甘肅紅色文化打開了一扇窗。

（作者單位：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