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因讀書目的不同，讀書方法也會有所不同。古今中外，讀書方法，千差萬別，究竟哪種方法最好呢？我以為因人而異，沒有最好，隻有較好，而衡量一種讀書方法好與不好的客觀標准隻有一個，那就是讀書效果好不好。如果通過讀書，能從中取得很大的收獲，那就說明這種讀書方法是有效的、可取的，是好的。
朱熹說：“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后，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以朱熹讀《詩經》為例，開始讀時，他就未知有疑，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沒有跳出《毛傳》、《鄭箋》的傳統《詩》學的窠臼，奉《毛詩》為圭臬。而等到他知之有疑，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后，才感到是真正讀懂了《詩》了。他在宋淳熙十五、十六年間曾向弟子自敘自己讀《詩》經歷了一個二變三階段的曲折歷程：
熹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后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有《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后來方知隻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
毛亨是西漢時人，著有《詩故訓傳》，為“毛詩學”的創始者。《毛詩故訓傳》全書以解釋字義為主，章句訓詁，大抵採用先秦學者的意見，取自《國語》、《禮記》、《周禮》、《論語》、《孟子》等著作。《毛序》解詩的基本觀點是“美刺說”，以為《詩》三百篇都有美刺的深意，后人更認為《鄭風》與被稱為“淫聲”的鄭聲是兩回事，應當在《詩》三百篇外別求鄭聲，借以維護孔子“思無邪”的千年詩教。朱熹斷然認為《詩》中的《鄭風》、《衛風》就是鄭衛之聲，古時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採集裡巷歌謠，是“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不嫌於龐雜”，這些民間土風本就沒有什麼美刺。自悟雅鄭邪正之辨使朱熹徹底拋棄傳統解《詩》的美刺說，而確立了自己經傳相分、就經說經的解經原則。他的《詩》學思想經歷了一個由主《毛序》作《詩集解》到黜《毛序》作《詩集傳》的根本轉變，從而建立了自己的解《詩》體系。
朱熹對“四書”學，也是他在熟讀這些著作時，產生懷疑，進而解疑，並在吸取融貫眾家之說后建立“四書”經學體系的。他刪改、重寫《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是拋棄了歷來“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的解經方法，而採取漢儒的訓詁解經方法。
朱熹在其后半生中用了大量心血撰寫和反復修改《四書》的注釋。據他自己說，對《論語》、《孟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六十七八歲還“改猶未了”，前后經過“四十余年理會”。他在七十一歲臨死前一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的注，確實做到了他自己說的“畢力鑽研”、“死而后已”。
朱熹一生用讀書實踐了廣博的學習、審慎的提問、慎重的思考、明確的辨別、踏實的行動。他的“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的治學精神和他從無疑，到有疑，到解疑，到無所疑的讀書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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