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婦女，自古就有許多形象廣為人知。比如風靡海內外的電影《五朵金花》中的煉鐵手金花、人民公社副社長金花﹔如花木蘭般，曾帶兵遠征吐蕃獲勝的南詔大將軍李波羅諾﹔飽讀詩書的清代女詩人周馥等。在近代婦女解放理論與實踐中，站在最前沿的就有從雲南大理喜州走出的張佩芬。她是首位就職於北京市政機關的知識女性，其專著《婦女問題》和譯著《近代思潮和婦女問題》等，已成為早期中國婦女問題研究的重要文獻。
出身名門，刻苦努力成大器
白族婦女張佩芬，出生在雲南大理喜州“一門四進士”的張家，因終身未曾婚育，所以生卒年等資料不詳。所幸，張佩芬的外甥、有“中國最后一個大儒”之稱的梁漱溟在日記中曾記載：“三姨（張佩芬）年長我三歲。”而梁生於1893年，則可知張佩芬生於1890年。在張佩芬侄女張麗珠致梁漱溟的信中可查到：“張佩芬於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前后）辭世。”
據張佩芬的胞兄、民國時期的著名法學家張耀曾日記載，他們的雙親去世時，張耀曾未滿18歲，張佩芬年紀更小。因張耀曾赴海外求學，張佩芬與弟妹被寄養到梁漱溟家。梁漱溟的母親張瀅是張耀曾、張佩芬的父親張勵吾的堂姐，梁漱溟的父親梁巨川是張耀曾、張佩芬的表舅，兩家人交情很深。因此，盡管父母早逝，張家的孩子仍受到良好的教育。
上世紀初，受西方“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及天賦人權等理論影響，中國大地出現了興辦女學、廢除纏足、反對納妾以及鼓勵婦女從事社會職業、提倡婦女參政等可喜景象。然而，真正全身心投入婦女問題研究並有所建樹者還寥寥無幾，張佩芬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時期，北京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陣地和“五四”運動策源地，也是諸多進步人士書寫人生華彩篇章的大舞台。張佩芬為了求學，曾奔走於京津等地，后克服困難到日本留學，所以精通日語、英語。
上世紀20年代，張佩芬公開出版了專著《婦女問題》、譯著《近代思潮和婦女問題》。書中，張佩芬以廣闊的視角，積極翻譯介紹國外婦女問題專著，介紹西方女權思想、婦女理論以及歐美和蘇俄各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情況。而她自己又以過人的天賦和勤勞勇敢在社會職業中獲得一席之地，成為婦女問題研究專家和婦女參與社會活動先鋒。
學以致用，投身社會有作為
張佩芬的胞兄張耀曾任民國政府司法總長，並任《天壇憲法》主筆，參與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中國現代法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紀20年代的北平有一定知名度。他參加社會活動時，往往帶著三妹張佩芬前往。
據張耀曾日記載：“（1928年）四月九日，朝，短褐執帚，率諸女平治后園，所以習勞，並令知稼穡之難也。日光正射，甚熱，各人皆汗流滿額，如此者一時。讀《科學大綱》二十余頁。午后，偕君默、三妹暨諸女往觀電影，往返皆雇人力車，覺市井間事，特別看得明晰。”類似情形還有許多，如1932年4月14日：“午前，偕君默三妹游兆豐公園……歸來，黃任之已至。”多年來，張佩芬一直與哥哥張耀曾家人一起居住、生活。在早年留學見聞基礎上，加上歸國后交際較廣，使張佩芬的歷練經驗和見識遠在同時期同輩婦女之上，對社會底層婦女生活的觀察也更加深入、透徹。
張耀曾十分支持和鼓勵張佩芬到社會上謀職就業，積極為其推薦合適崗位。他在日記中寫道：“1928年6月20日，三妹所譯《近代思潮和婦女問題》，擬付印，為作序文一篇，表示余對此問題之態度。”在適當時機，他又將這些作品推薦出去。如，1928年7月27日，“……知趙厚生任北平社會局長，因作函介紹三妹，並贈《婦女問題》一本。”
在張耀曾的鼓勵和支持下，張佩芬積極投身到社會工作中。張耀曾日記載：“1928年8月10日。接趙厚生函，聘三妹為社會局婦女指導專員。先是北平市政府成立，余謂為提倡女子職業起見，應採用女子充市政職員，乃介紹三妹於市長何其鞏，並贈以三妹所著《婦女問題》，何復函約見，允為留意。適厚生任社會局，余函托之，乃得此名義。謀事之難如是，而北平公共機關之採用女子，恐此為發端矣（除教育方面不計）。”
另外，張佩芬還積極參與婦女解放的社會實踐。她與陳麗華、趙默君等人，於1921年在北京創立“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盡力吸納女性從業，以行動帶動婦女解放事業向前發展。盡管“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經營時間不長，但此次創業行為本身，已超過其商業意義，而作為近代中國婦女解放實例載入史冊。
《婦女問題》，彪炳青史創先河
早年流學日本的經歷，使得張佩芬能夠以廣闊的視角研究婦女問題。她在日本河田氏所著《婦人問題》的基礎上，經大量調查研究和綜合分析而寫就的《婦女問題》，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近代中國婦女自己撰寫、站在世界發展角度，系統深入研究中國婦女問題的首部專著。張佩芬也成為迄今為止發現的近代中國婦女研究第一人。
《婦女問題》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公開出版發行。全書分《婦女問題發生的理由》、《婦女問題的各個方面》、《我們婦女問題今后應當怎樣》三篇，書中首次系統、深入全面地將中國廣大婦女深受封建勢力迫害的情況予以揭露。更為難得的是，張佩芬還從社會發展軌跡及世界科技進步的角度，指出從民族強大和國家富強出發，做好婦女解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針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如何解決婦女問題進行了分析，所提措施和辦法在百年后仍有一定借鑒和進步意義。
張佩芬認為“婦女人格完全喪失，不公平和不人道真是已達極點了”，因此在《婦女問題》中發出“不平呀！苦痛呀”的吶喊，直擊數千年來對婦女人身和思想的迫害。
在分析婦女問題產生時，張佩芬用《盲目的因襲》、《屈從的惰性》等章節，對婦女問題產生的根源進行深入挖掘，剖析了中國歷代男尊女卑的惡習及成因。對於“五四”新思潮影響下中國大地上萌動的婦女運動及發展趨勢，張佩芬用“擠出的牙膏不可能再被壓縮回去”等形象比喻，進行充分肯定和頌揚。同時，她探析了婦女從事教育、醫療及其他行業的勞動保障方面的問題，為社會與科技進步對釋放和發揮廣大婦女潛能進行初步探索，總結出廣大婦女將逐步走向覺醒的歷史必然性。
最后，在《我們婦女應當怎樣》中，張佩芬結合當時中國社會及婦女生存實況，呼吁全社會高度重視婦女問題，特別是用實際行動解決婦女問題，在女子接受教育的具體操作及促使婦女就業等問題上提出可行方案，希望全社會引起足夠重視。時至今日，這些仍有一定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