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姑娘用自制的彩花挂在進城解放軍戰士的槍上，熱烈歡迎解放軍。
解放上海戰役從1949年5月12日開始，至5月27日結束。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宣告解放。
據統計，解放軍在這次戰役中犧牲的烈士近8000名。資料照片
1949年5月，在市郊劉行戰斗中，解放軍戰士越過竹簽，涉過泥濘的壕溝，猛扑敵軍地堡。
1949年5月，我軍某部在月浦鎮進行巷戰。
沉默了許久，張文生終於認出自己的筆跡，“哦，對，這是我寫的”。
紙上，密密麻麻，全是他幾年前親手寫下、新發現的烈士名單。
今年85歲的他已不記得，這許多年來，一直和幾位老同志一起，自發自費尋訪解放上海的戰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一群白發老兵的新“集結號”，血仍沸騰。
與妻書
張勇給妻子寫了封信。
新婚燕爾剛兩月。雖然同在29軍87師，但戰爭年代難見一面，張勇甚至不知道妻子是否還活著。
3天后，解放上海戰役打響。
5天后，張勇犧牲。
當妻子胡興野得知消息，又2天后，信才寄到。
此后數十年，這封信一直珍藏在一個誰也不能碰的小盒子裡。
直到胡興野去世，家人整理小盒子，才知道裡頭就是張勇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以及他的戰地日記、立功獎狀。
直到老兵們尋訪，張勇當年的團政委蕭卡，委托寶山區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朱曉明赴京，才知道這一切。
打開泛黃歷史，信紙上赫然寫著：“一切給這一戰斗，為了永久的和平與幸福。”
今年已94歲的蕭卡哽咽：“打上海啊，到現在，我還很傷心……”
張勇，是蕭卡屢屢提及的烈士名字。
當記者問蕭卡與哪一位烈士生前最為要好，回答也是：張勇。
“張勇沒犧牲前，我就很欣賞他，多才多藝，還會木刻。”蕭卡回憶，“當時敵人4輛坦克停在陣地前，向我們反擊。張勇從水溝沖向敵人時，槍進了泥水，不能打了，他就用集束手榴彈去炸，打壞了一輛坦克，其他的逃走了。但他壯烈犧牲，當時才24歲。”
1949年5月，血戰寶山月浦，戰斗最為激烈的13日、14日、15日，蕭卡3天4夜沒有合過眼。但更困難的，是“不能使用重武器”，沒有炮火支援。險境中，戰士們舍身沖鋒，前赴后繼。“我看到部隊很英勇，敵人炮彈下來，照樣集團沖鋒。我命令后續部隊停止沖擊，但喊破喉嚨，也無法制止，隻能一邊喊一邊和大家一起往前沖。13日第一次清點人數，12名營級干部，隻有張勇一人沒受傷。到14日黎明清點時，他就已經不在了……”
兩晝夜，打開通往吳淞口的大門，為上海戰役的全面勝利奠定基礎。
兩晝夜，260團犧牲約400人，傷800余人。
胡團長
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民政局、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共同編纂的《熱血豐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譜》中，“后記”裡感謝了各方面對烈士名錄征集工作的幫助與支持，其中特地致謝——
“原29軍87師的蕭卡、姜維清、張文生等老同志亦自發地參與組織和聯絡工作”。
張文生卻幾乎全忘了。
他當年是組織干事。如今，得知記者要上門採訪，他想提前去找視為寶貝的地圖、史料，卻“早不記得放哪裡了”。上海戰役的細節，記不清了﹔尋訪烈士的事情，記不清了﹔沉默良久認出自己筆跡，但對於名單上的烈士，卻也已經說不出什麼了。
我們隻能從蕭卡口中得知，老同志們多年來很積極，逐個到一位位烈士老家去，找名字、找照片、找一切，提供給烈士陵園。
我們隻能從寶山縣委黨史辦找到一份蓋了章的《寶山戰區史料移交備忘錄》，其中特地提到參與尋訪的張文生、邵鴻淦、姜維清、楊炳榮4位老同志，“幾年來，他們爬山涉水，歷盡艱辛，從全國各地征集到許多極其珍貴的烈士資料，精神可嘉，令人敬佩。”
寶山，是解放上海戰役的主戰場，約4000名戰士在此永逝，佔解放上海犧牲烈士總數的一半。
他們移交的史料中，有600多位烈士名錄。
其中有位胡文杰。
他是29軍259團團長，是解放上海戰役犧牲的職務最高者。
他的大兒子，當時隻有2歲。他的小兒子，是妻子得知噩耗，悲傷過度而留下的早產兒。
如今，兩位兒子心中牢記的，還是父親淳朴而又濃厚的戰友情。他們回憶說，渡江戰役前，戰友陳寶國犧牲了，父親特意寫信給母親，叮囑大腹便便的她，一定要去看望烈士的妻子，而父親自己的生命，卻是可以毫不猶豫獻出的。
記者問張文生：還記得胡文杰嗎？
“他犧牲了。”張文生想了一會兒，接著說，“野戰部隊犧牲，是平常的事。”
實際上，解放上海一役中，身為組織干事的張文生，主要負責的就是統計每天傷亡人數。如今，在記者重復問了不下10遍的犧牲戰友之事后，他能記得清的，就是“一個團3000人，最后打剩下了不到1/3”。
奇遇記
一位“犧牲”的戰友，追悼會都開過了，卻死而復生。
這是湯九一的十年尋訪中，兩次奇遇之一。
解放上海，打吳淞口，湯九一所在參戰部隊的戰友黃文郎，被子彈擊中大腿，流血過多而昏死。
民工擔架隊把他抬到包扎所時，他一動不動，也沒有血壓。人們誤以為他已犧牲，便在戰役結束后，為他召開了追悼會。
就此，直到多年以后，在老兵們的尋訪中，巧遇了這位“已故”的黃文郎。
一問，才知當年他只是休克。萬幸萬幸，落葬之前，他動彈了一下，這才被發現，趕緊醫護人員輸血救醒。
聽聞奇遇，老戰友們又驚又喜。今年已83歲的湯九一說，血與火結成的戰友情，是他晚年獲得的最高獎賞。
他這十年訪戰友，成百成千的信發出去，起草以后用油印，寫好以后送郵局，“五角場的老郵遞員到今天都認識我”。
另一次奇遇，是大海裡撈針——
“有位老戰友跟我提供一個消息，說我們師組織科裡面，有過一本黑皮封面的聯系簿，上面記著連年來的傷亡干部名單。我趕緊問，哪去了。他說，我隻知道有，不知道哪去了。我馬上給二三十位在組織部門、宣傳部門的老朋友寫信，大海撈針。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一位老戰友張國生，收到我的信后，正在警備區辦公，突然聽見門口有個人在自言自語：‘哎，這不是鬆江傷亡名冊嘛。’他一個扭身，說：‘你講什麼？’一看，原來是他們警備機關有一位秘書，負責處理檔案的，正在一個廢紙堆裡，翻到一本手寫的花名冊。他一翻就自說自話，正好給張國生聽到了。張國生馬上把這東西拿到手，給我打電話。哎呀，我高興得不得了，大海撈針啊！硬是給撈住了！！這東西現在還保存在紀念館裡。”
問湯老：是什麼讓你堅持這麼多年？又是什麼力量，把你們這些老戰友聚到一起？
湯老答：就是戰斗友情啊！我們這些人打天下不是盲從的，都是自覺地去打天下的。我們有句話叫“戰友勝似親人”。大家在名錄上啊、聚會啊，互相看到后，真是比親人都親……
致青春
等了又等，今年春節，牛光生卻再也無法像往常一樣，等到老戰友許連法的拜年電話了。
幾十年來，每個星期，他都會接到一通許連法的電話。但去年，戰友歿。
戰友情，手足情，從牛光生當年經常幫許連法寫家信就開始了。1949年解放上海，他們所在的226團，從昆山東進馬陸，連擊塘橋，隨后在5月25日開始的總攻中，一路向吳淞、江灣地區進攻。“我們到了江灣地區，第二天上海就要完全解放了，但參謀長石峰和一些同志卻在黎明之前，犧牲了……”
27日拂曉，上級宣布上海之敵全殲，令部隊就地待命。226團即停駐在五角場地區。
十年之后，牛光生被調往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工作，宿舍就在五角場，“做夢也沒想到，又回到當年的戰地”。
2001年5月，272名在上海戰斗過的26軍老戰士，在滬祭掃了寶山、高橋烈士陵園。
在墓地，鐵骨錚錚的老戰士們，哽咽了。原30軍88師（解放后並入26軍）在解放高橋時，陣亡了149名戰友，而今僅3人有畫像。僅有的這3張，也還是多虧了上世紀80年代88師262團保衛股長許智，搜尋到的一張拍攝於抗戰勝利時的部隊合影。
“我們是生死與共的戰斗情。”牛光生說完后，給記者看了一段他 “永生難忘的好戰友”宋全夫（已逝）在2001年聚會結束前，代表組委會念的告別辭，“老年人有個特點就是喜歡懷舊。為什麼呢？因為那是和青春聯系在一起的，青春歲月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是美好的。我們革命者也不例外，和一般人不同的是，我們的青春是革命的青春，是奮斗的青春，是為了億萬人民的幸福貢獻青春的青春。”
英名牆
蕭卡最近住院了。所以特地委托妻子，給“寶山的小朱（朱曉明）”打電話，囑小朱替老人去烈士陵園看看戰友。
過去的每一年，他都去好幾次。陵園裡這面“解放上海烈士英名牆”，是全市最全的紀念牆。
僅僅因為尋見其中一個名字，沙場征戰久的將軍劉仲修 （解放上海時任26軍77師司令部作戰參謀），那年老淚縱橫，依然感慨至今：“實際上是張憲富，音同字不同，檔案材料証明是口述之誤。”老人說，看到他的名字，就像見到了抗戰后期一起上戰場的那個少年，“我們當時都十六七歲。后來打上海，真如一仗，22歲的他英勇犧牲。”
戰友啊戰友，英名牆密密麻麻，要尋你一個名字。
哪怕得瞇著老眼，哪怕是彎腰駝背，哪怕已耄耋之年。
多少老將軍、老首長、老戰士，在這裡鞠躬敬禮，痛哭大喊：我來看你們了！
又有多少老將軍、老首長、老戰士，一直在為了戰友，數十年尋訪不輟。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上海市民政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共同商酌，組織編纂班子，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和上海市烈士陵園負責，全面開展為解放上海犧牲烈士的調查核實工作。
在相關部門及幸存戰友的努力下，烈士的人數從解放初期統計的3000多名，增至1999年的7785名，再增至2006年英名牆建成時的近8000名。
2006年3月13日下午，遲浩田同志在家門口迎接前來匯報的朱曉明，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並欣然為“上海解放紀念館”題名。他曾在解放上海戰役中，通過鑽蘇州河排水道奇襲敵軍指揮所，不費一槍一彈活捉國民黨上校軍官，立下奇功。
上海戰役時任33軍戰地記者的將軍李維民對記者說：他兩次來寶山掃墓，在英名牆找到了33軍烈士的名字，覺得上海把烈士陵園建設得這樣好，這樣重視，很感動。
“我們是幸存者，應當和人民一起，永遠敬佩懷念他們。”蕭卡說。
而今，牆上，還留有著一片空白。
所有的尋訪，都是為了深深的戰友情懷，都是為了要將犧牲者的英名與烈跡，刻進這座城市的記憶與血脈。
正如張勇烈士在他的戰地日記中所寫：“我持有一個希望，希望在我旁邊的戰友，當我為人民完成了任務時（最后的一點血流干了的時候），能替我收拾著這本子，看看我是怎樣工作的一個革命戰友……”
蕭卡在記者的採訪本上，題了短而有力的六個字：革命英烈永存。
永存的，還有這樣一幕：1949年的今天，5月28日，上海許多市民打開家門驚訝看見——
晨光中，街道上，躺滿了酣睡的戰士。
上海解放了。（記者 林環 實習生 杜鵬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