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新中國首批博士在人民大會堂被集中授予學位。
5月27日，部分新中國首批博士在上海再相聚。
這18個人的命運因為一個特殊的身份聯系在一起。30年前，他們在人民大會堂被集中授予學位，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博士。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向博士生導師之一，復旦大學教授谷超豪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我們國家培養的博士，和國際上的水平比起來怎麼樣？
據在場的人回憶，谷超豪篤定地回答：可以達到國際水平。
30年后，這18個當年的有志青年，已經成長為院士、校長、國家級教學名師，帶出許多優秀的學生。我國累計博士數量在2008年也已達到28萬，成為世界最大的博士授予國。
5月27日，他們之中的11位，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再度相聚。然而，與年輕的博士研究生交流時，與當年相似的問題卻被屢屢問及。
只是，這一次輪到他們來回答了。
在這浮躁的世界中，更需要你們靜心做學問
重返校園之前，18顆博士“種子”埋藏在建筑工地、校辦工廠，甚至地方劇團裡。
“總覺得像個夢，生怕醒了發現自己還在深山老林，抬頭看見天上的星星。”66歲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李尚志說。“文革”中，他受家庭出身影響，隻上了1年大學就被分配到四川大巴山一個“有野豬有狗熊”的地方教數學。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搞科研被認為是走“白專”道路，中國科技大學教授范洪義在農場勞動時，站在河邊背背英文字典，就被認為“崇洋，不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范洪義曾在上海聽過一次華羅庚的講座，中學畢業后他考入中國科技大學，想成為一名科學家。但剛上了兩年學，“文革”開始，“讀書無用論”流行，高年級的學生把課本從教室裡扔出來。范洪義在走廊裡撿了本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的《量子力學原理》，自己學習。其中一個看不懂的地方，成為他讀博時的研究內容。
1978年，教育部恢復研究生招生。31歲的李尚志和范洪義考上中國科技大學。重新回到校園的這些人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來學習。晚上宿舍熄燈后，李尚志和同學討論數學題，睡在上鋪的師兄說：“你們真奇怪，怎麼黑燈瞎火地還在算數字？”
一個當年的博士回憶，除了星期六晚上洗衣服，他的時間都用來搞科研了。華東師范大學原校長、18個人中年齡最小的王建磐記得，一到星期天，輔導員就來宿舍使勁敲門喊：“出去玩！別在宿舍過星期七。”可沒人聽他的，還是悶在屋裡學習。
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頒布，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建立。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成為首批試點，開始培養博士，李尚志、范洪義等人因為“文革”前就有不錯的基礎，被列入培養對象。他們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是數學和理論物理。
“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做科學研究了，現在你們可能理解不了這句話的含義。”30年后，64歲的王建磐對坐在會場裡的年輕人說。“文革”時期，被許多少年人視為偶像的華羅庚也被關了起來，學校派了一群學生看著，防止他自殺。其中一名學生，后來也成為18名博士之一的白志東記得，那時華羅庚白天被批斗，晚上就和他聊天。華羅庚常說，搞研究抓住一個問題就不能放下，要堅持去想。
“你們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做科學，但很多人又不想理直氣壯地做科學。”面對會場裡這些與當年的自己年齡相仿的學生，王建磐欠著身子說：“因為太浮躁了，外面的吸引力太大了，你們面臨跟我們不一樣的考驗。在這浮躁的世界中，更需要你們靜心做學問。”
我們這18個人無愧於博士這個稱號，但現在有一些博士恐怕不敢這麼說
30年前的那批博士，擁有一個現在看來很“奢侈”的培養陣容。
馬中騏的博士學位証書編號為“10001”，他是新中國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人。老學部委員、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胡寧是他的導師，“兩彈一星”元勛彭桓武、中科院院士谷超豪參加了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時任中科院數理學部主任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簽發了他的博士學位証書。
這是由“黃金團隊”打造的一群人。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幾乎都是院士及各領域內的頂尖學者，而且每人隻帶一兩名博士。“不像現在這樣，有的人同時帶40幾個學生，我都不知道怎麼個帶法。”一個當年的博士感慨。
李尚志曾經和導師5天通了10封信討論問題。“因為是首批博士，在質量上不能出差錯，不能讓人家指責‘博士的質量也不怎麼樣’。隻要國內高校有一名專家對論文提出反對意見，答辯就得推遲，當時就嚴格到這種程度。”李尚志說。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超豪華的答辯委員會陣容。王建磐掰著手指說：“6個教授裡面，段學復是科學院院士，萬哲先，后來的科學院院士，丁石孫，后來的北大校長、人大副委員長……都是國內學術界最強的。現在請不起了，博士多了，再這樣請，吃不消了。”
5月27日的聚會上，馬中騏特意播放了一段當年的答辯錄像。畫面中，他捏著粉筆在黑板上演算，教室裡幾乎坐滿了人。為了寫好這篇論文，他去上海出了兩趟差，請教復旦的谷超豪教授。
那時，導師還不被稱作“老板”。即使研究方向和導師不同，也一樣會得到支持。王建磐的導師還把剛留校的青年教師一批批“趕”到國外去，讓他們在外面交流鍛煉，60多歲的他代替這些年輕人給研究生上基礎課。國際上最新的科研他講不了，就邀請外國學者。一名美國學者在華東師范大學連講了兩個月，外辦請來的翻譯第一天就被密集的專業術語嚇跑了。王建磐硬著頭皮聽下去，還根據錄音把英文內容整理成厚厚一本講義。后來，他的畢業論文研究的就是那位美國老師上課時留下的一個問題。
馬中騏畢業后也去了美國進修。他曾和楊振寧一起工作。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論文是楊振寧給出的方向，並且提供了方法，卻堅決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這樣的學風普遍影響了當年那一批博士。
“我們的老師，包括我們自己，即使做了不少工作，也不會把名字署在（學生文章）上面。”71歲的於秀源說。他的學生王小雲，年紀輕輕就找出了兩大國際通用密碼的漏洞而出名，但別人提及她時，於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與我無關。”
“現在沒辦法用我們那個年代的標准來要求了，博士生太多了。我們這18個人無愧於博士這個稱號，但現在有一些博士恐怕不敢這麼說。”於秀源說。
這是我們國家的一件大事，這些人再聚一聚是有意義的
30年后，當年的那批博士並沒有消失在辦公室或深藏於實驗室中。
一名高校檔案館的員工記得，1990年代初讀書時，首批博士、東華大學教授李紹寬給本科生開的數學公選課。這位頭發稀少的老師從來不用講義，拿著兩支粉筆就來了，隻要略想一想，就能在黑板上寫下一道例題，而且還和教材上的不一樣。
這18個人依舊活躍在一線，從事科研工作。“如果做不出什麼成果，就對不起這個‘第一批’，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責任感。”馬中騏說。
聚會當天中午，一名在讀的物理博士研究生慕名來找馬中騏請教。他說自己已經學了20多本書，可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做出成果，導師的期望又很大，自己很有壓力。
“楊振寧跟我說了好幾次，基本的問題就是重要的問題，做點實實在在的工作，至少你發表一篇文章，自己相信這是科學。不能為了湊文章而湊文章。”馬中騏說。
坐在對面的博士撓了下頭，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是這樣做的，呵呵，為了吃飯問題嘛。”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會后舉行的座談會上，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說了句“這麼多博士怎麼辦”。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后來接受央視採訪時回憶，當時人們感到奇怪，剛剛開始招博士，說這話什麼意思呢？
“他已經預感到將來我國授予的博士會非常多。”那名記者說。
30年過去，蘇步青擔心的問題真的出現了。博士生的培養規模不斷擴大，在王建磐看來，跟現有的科研水平相比，確實偏大了。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也曾批評，“我國博士學位的含水量大”。
盡管這些年遇到不少“比自己強”的年輕學生，但馬中騏發現，高校擴招后，一些研究生的基礎並不太好。他曾在考試中出過一道題，裡面涉及（x+y)的三次方公式，出人意料的是，這道題竟然有十幾個人做不出來。“太不像話了。”他生氣地說。
和老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難免談及教育界的這些問題。其實這些年裡，18個人隻在2010年《學位條例》頒布30年時聚了一次。於秀源通過“人肉搜索”的方式，把他們一個個找到，在網上建立了郵件組。如今大家都到了六七十歲，開始熱衷在裡面分享養生文章了。
“古代考進士，同榜的叫‘同年’。一起回憶回憶我們的老師，談談怎麼把學生帶好，也是我們的責任。”范洪義說。
這次，總是熱心張羅的於秀源因為身體原因，本來不想參加聚會了，可他轉念一想，還是來吧，往后生病會越來越多。“這是我們國家的一件大事，這些人再聚一聚是有意義的。”郵件組裡，不知道哪位博士說了句：“40年聚會的時候不知道還能不能走得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