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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的廖承志
在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右三）會見廖承志（左四），左一為作者。
在西安華清池，左起廖承志夫人、廖承志、本文作者，廖承志早稻田大學的兩位同學。
廖承志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文化界朋友。
編者按：廖承志，國民黨左派、孫中山主要助手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兒子，1908年生在日本，長在日本（其間隻隨父母回來過幾次），直到在早稻田大學因參加反對當局的學生運動，才被學校開除，驅逐出境。回國后一度又以國際海員身份，去德國等地，從事革命活動。 1934年26歲參加萬裡長征，后投身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半解放戰爭。37歲時，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被選為中央侯補委員。新中國成立后，在長期負責處理港澳、涉台、華僑事務的同時，又協助周總理，具體領導了整個對日民間交往的工作。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毛主席1972年9月會見來訪的田中角榮首相時，指著他詼諧地對田中說，他是在你們日本出生、日本長大的，這次你就把他帶回去吧。田中同樣詼諧地表示，好呀，廖先生在日本各地知名度很高，競選全國區參議員，肯定可以高票勝出。
本文作者當年曾多次擔任廖承志的日文翻譯，親耳聆聽他的諄諄教誨，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今年是他誕辰105周年、仙逝3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慈愛、可敬又極具人格魅力的老前輩，作者在此記述幾件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與讀者分享。
心思縝密重情義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日文版 《人民中國》雜志社實習時，為了配合即將在東京舉行的中國商品展覽會，寫了一篇人物採訪，對象是時任中國貿促會副會長、赴日展覽團團長張化東。採訪中張非常生動地向我介紹了他一生中最難忘、最有趣的一段經歷：他是東北人，成人后一直在張學良將軍的部隊裡當兵。1936年西安雙十二事變時，他是張學良身邊的一名排長。上司命令他所在連的連長帶著他和下面幾個戰士，一起抓捕在華清池住宿的蔣介石。他細述了被抓捕當晚蔣的種種狼狽相。
我覺得這是一個足以吸引日本讀者的亮點，便繪聲繪色地作了描述。自己很滿意，雜志社領導也認為很精彩。但這一類政治性強的人物採訪，一般需要送請外辦審定后，才可排版付印。兩天后，就傳來了廖主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常務副主任）的批示意見：這個選題很及時，文筆也不錯，但作者明顯缺乏起碼的政治常識和斗爭經驗。須知台灣方面對二十幾年前蔣在西安被抓捕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伺機報復。而現在台灣在日本的特工勢力不可小視。如果他們知道當年直接動手抓捕蔣的人已經來到日本，很可能不會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進行報復的。因此，為了張化東同志的安全，一定要刪除這段內容，才可以發表。
雜志社領導和我本人都覺得廖主任的這個指示非常正確，並當即刪除了文章中自己最得意的一段。
我一生隻為孫（宋慶齡）老夫人當過兩次翻譯，地點都在她北京的寓所。兩次會見的日本客人，幾乎全是幾十年前孫老夫人和孫中山先生在東京結婚前后結交的朋友，及他們的子孫后代。兩次會見的唯一中方陪同人員，就是廖主任。而且都得由他先當半小時左右翻譯，在他用咳嗽或手勢暗示后，我才可以把他替換下來。由於我從未見過解放初就是正部級的高級干部當翻譯，便好奇地問過這件事。他的回答情深感人：“孫老夫人雖然隻比我大十五歲，但她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慈祥的母親。世上哪有兒子在母親面前擺臭架子，不替母親當翻譯的呢。何況孫老夫人隻有我一個兒子。 ”
聽著這段發自肺腑的話，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以前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裡看到的一幅在東京拍攝的巨型照片：孫中山先生、宋慶齡女士和廖主任的雙親、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先生、何香凝女士並坐在一起，他們前面站著兩個小孩——現在的廖主任和比他大四歲的胞姐廖夢醒。他在內心深處真的把宋老夫人當成自己慈愛的母親了。
“英明指示”解窘境
同樣在實習期間，我被借調去當一個來訪日本代表團的翻譯。該團由日本各界近十位頗有影響的民間人士組成。接待單位特地借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大型報告會，請幾位日本朋友分別向北京各界一千多名市民，介紹當前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斗爭情況。
報告會很熱烈，很順利。最后一名發言者，是一位年過八旬的佛教界人士。他演講的題目是“日本佛教與日中友好”，但沒有准備書面稿子。我心裡沒底，便事前問他打算講些什麼內容。他回答他會想到哪裡就講到哪裡。見我皺著眉頭，他又安慰我說，你盡可放心，憑你的日語能力，翻譯肯定沒有問題。
誰知道，他上台講的一大段話，就把我完全難住了。他大段引用佛經原文，我大約隻能聽懂四分之一。短短二、三分鐘，自己就陷入了學習日文以來最無助、最難堪、最尷尬的困境：翻譯吧，四分之三內容聽不懂，怎麼翻？不翻譯吧，怎麼面對禮堂裡一千多雙期待的眼神，其中還包括母校北大日語專業的全體師生。又怎麼向主席台上的中方領導和其他日本朋友交代？
就在這個進退兩難、不知所措的關鍵時刻，我突然看見主席台上的廖主任正在向我點頭微笑。頃刻之間，我感到他才是能夠幫助自己擺脫苦海的唯一“救星”，便向后幾步，低聲訴說實在聽不懂，不會翻譯怎麼辦？他當即毫不含糊地發出八個字的“英明指示”：他隨便說，你隨便翻！
對！隻能這樣做了。我立即鎮靜下來，把能夠聽懂的一些詞匯和個別句子，湊在一起，巧妙加工，改編成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大聲進行“翻譯”。
如他講話中說到中國、印度、日本、亞洲、國家、一家、希望、和睦、幸福等詞匯時，我就譯成“中國、印度、日本都是亞洲重要的國家，一定要像一家人一樣和睦相處。隻有這樣，三個國家和亞洲才有希望，才能幸福……”又如他講話中說到佛祖、社會、善良、邪惡、公平、正義、靈魂、世界、高山、大海等詞匯時，我就譯成“佛祖主張善良，反對邪惡。如果大家都能聽從佛祖教誨，國家、社會就會實現公平、正義，人們的靈魂就會得到淨化，整個世界就會像高山、大海一樣，永生永存……”
從結果上看，這種胡編亂造，不但沒有造成惡劣的影響，還獲得了陣陣掌聲。然而自己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特別看見坐在會場第一排的母校北大三位日本專家，邊聽邊搖頭時，感到非常內疚。我想三位恩師心裡一定萬分失望。一定不會想到，他們前幾年辛辛苦苦教出來的這個 “得意門生”，竟會是這樣一個“無恥之徒”！
報告會一結束，我就奔下台去，向他們解釋自己萬不得已、隻能這樣做的原委，請求他們諒解。三位恩師表示理解我的苦衷，並坦誠地告訴我，他們也隻能聽懂一半左右。
事后，隻有廖主任表示滿意，夸我 “編造功夫”相當不錯，解決了報告會險些無法結束的“危機”。事后我問他能聽懂多少，他也回答說一半左右吧。
對敵警醒對友善
一天，我在東京陪廖主任外出訪客。日方按其規定接待規格，除派一輛警車開道外，還安排一名警員坐在副駕駛席上。這名警員此前我曾見過幾次，他自稱不會中文。廖主任在車上與我閑談時，我喜歡打聽一些國內的敏感事情，可平時言談十分隨便的他，不是用眼神示意我少說少問，就是裝作沒有聽見，把話題岔開。
這時，隻見馬路斜對面一輛小貨車突然朝這邊駛來，險些撞上我們乘坐的汽車。司機和我們都嚇了一大跳。大概因為極度緊張，更可能由於此時此刻腦子裡正在用中文思索，那位隨車警員竟脫口大聲喊出“好險呀！ ”三個漢字。我感到非常意外。廖主任則從后面拍拍他的肩膀，說你的北京話太漂亮了，比我這個廣東人強多啦。對方苦笑了一下，沒有直接作答。事后他告訴我，說自己是在中國南方度過少年時代的，除北京話外，還懂一些廣東方言，特別是潮州話。
回去后廖主任嚴肅地告誡我：干他們這一行的，當然主要任務是保護客人安全，但也絕不會放棄客人主動“奉送”給他的“禮物”呀。不然他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他會說中文呢？日本過去曾經是一個世界聞名的“警察國家”，在收集情報方面有其獨特的一套辦法。這種特殊身份的人就坐在身邊，你卻毫無保密觀念，老問我一些國內的敏感問題，真說明你太幼稚啦。看來你當個翻譯還可以，作為警衛人員，就太差勁了。
一次，廖主任夫婦陪同當時被譽為 “民間大使”的西園寺公一、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負責人白土吾夫、廖的幾位早稻田學友，乘火車去杭州、上海游覽，指定由我當翻譯。所謂翻譯，實際上只是為經普椿阿姨（廖承志夫人）一個人咬咬耳朵。一路上大家談笑風生，氣氛極好。西園寺說天堂杭州，山清水秀，是個理想的垂釣場所，到時他一定會拿出“日本釣魚冠軍”的看家本領，把所釣的魚，請杭州飯店的名廚，加工成“魚宴”，招待杭州主人和各位同行者。對這番豪言壯語，大家反應不一。有的說是吹牛。有的說願意樂觀其成。廖主任則表示，事實勝於雄辯，待明天晚上餐桌上最后見分曉吧。
到達那天下午，杭州不冷不熱，細雨，正是垂釣的最佳環境。杭州市領導知悉客人在火車上的爭論后，破例安排西園寺去飯店正對面的西湖邊上“露一手”，還特別指派飯店的一名服務員在其背后撐雨傘。
不知什麼原因，苦苦堅持三個小時，竟然一無所獲。西園寺掃興而歸，大家默不做聲，氣氛十分凝重。隻有廖主任笑著說，杭州人民熱情歡迎我們，而西湖的魚群卻嬌慣壞了，存心不與我們合作。明天換個戰場，定能大獲全勝，以証明“日本釣魚冠軍”名不虛傳。這幾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當晚，他讓杭州外辦派人和我一起連夜去浙江農業大學“求援”，請校方明天上午對我們開放半天專屬養魚池，並把養魚池旁邊的木牌、標志臨時撤掉，以不傷害垂釣者的自尊心。
浙江農大照辦了。短短兩個小時，西園寺就釣得二十幾條大魚，重量達到七八十斤。回飯店后，皆大歡喜，當晚真的辦了兩桌“魚宴”。西園寺還得意地向大家介紹垂釣經驗。大家不明真相，也都伸出大拇指，夸他實在了不起。
我不明白廖主任為何如此厚待西園寺，千方百計地讓他高興起來。后來經阿姨告訴我，在北京時，一次周總理特別囑咐廖，聽說西園寺最近身體不大好，情緒很低落。讓廖多抽點時間，陪陪這位“民間大使”。實際上，廖這次出游主要就是為了幫助西園寺轉變心情，才安排的。
離開杭州前，廖主任囑咐我再去一次浙江農大。我問是否為了當面致謝。他說，當然要致謝啦，但更應該去賠償。世上哪有闖進人家養魚池去釣魚的怪事！？至少要把七八十斤魚錢還給人家吧。說著就讓經阿姨取出八十元現錢交給我，並說這點錢不要讓人家寫收據，回北京后也不要向公家報銷了。
以往，我一直以為樂天派廖主任並不是一個細心人，想不到真的碰上該細心的時候，他會這麼細！
回到上海第二天是星期日。早飯后廖主任當眾宣布今天自由活動，不作任何安排，隻讓我去他居住的那間套房裡值班聽電話。我想北京可能會有急事找他，便高興地答應了。可是一天連一個電話也沒有接到，我心裡又一直挂念著上海的父母親和不滿兩歲的兒子（我和妻子因經常出差，兒子一直放在爺爺、奶奶家）。晚八時多，廖主任和經阿姨回來后發覺我與往常不一樣，臉上沒了笑容，便問出了什麼事。我說既沒有電話，也沒有出事，自己隻想明天請半天假，回父母家看看老人和兒子。廖主任一聽，就十分抱歉地表示，他犯了官僚主義，根本不知道我的親人就住在上海，才安排我值班的。他讓經阿姨馬上去樓下小賣部買兩大盒大白兔糖塊，令我立即回家。他又開玩笑說，糖塊是用來賠禮的。明天准你一天假，好好孝順一下雙親大人和親親寶貝兒子。
我被他的真誠打動了。反而后悔自己修養太差，不應該當著他和經阿姨的面，流露出不愉快的心情。隻回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趕在他們吃早飯前，就回到了飯店。
不卑不亢化敵意
一次，一個日本代表團訪華。星期天，我陪客人游完故宮出北門，穿過馬路，登頂景山望北京全景時，一名團員突然歌興大發，連續高聲唱了幾首日軍侵華戰爭時期的“戰歌”。我當即表示不快，要求他不要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他不但不聽，反而責怪我不懂音樂，小題大做。當晚，我向領導匯報了這件事情。另一位翻譯也說，根據這幾天接觸，代表團中此人對我們最不友好，經常發表反華觀點，並反對與我方發表聯合聲明。
廖主任聽后隻問了一件事：此人在日方代表團內處境如何，是支持者多，還是反對者多？大家一致回答，此人相當高傲，看來比較孤立。廖主任表示，既然如此，對付此人並不困難，可以由他自己出面，做點“教育”工作。但沒有說明具體怎樣做。隻說明天他早點來飯店，與代表團共進早餐。
第二天早晨，日本朋友見廖主任在餐廳等著，都很高興，雙方談得十分融洽。就在早餐行將結束時，隻見廖主任突然放下手中的筷子，嚴肅地表示，他想問日本朋友幾件事，請各位如實回答。對方同樣把筷子放下，嚴肅地表示請問吧。
廖問：到達北京幾天來，各位是否感受到中國人民都在真心實意地歡迎你們？
日方多數人搶著回答：是的。沒錯。我們都從心裡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
廖問：你們訪華目的之一，是否真心希望通過充分協商，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中方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多數人搶著回答：是的。完全正確。
廖問：既然如此，為什麼你們中有人選擇北京城的最高處，不聽勸阻，高唱軍國主義時代的反華歌曲，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日本朋友你看我，我看你，一下子把目光都集中到了那位老兄身上。廖主任馬上表示，你們不必現在就忙著回答。可以先回去討論一下。我隻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現這種不愉快的情況。說完就起身走出了餐廳。
日本代表團立即回房開了一次會議。據說幾乎所有的人都向那位老兄猛烈開火。更重要的，是后來會談進行得十分順利，很快就達成一致，簽署了雙方都滿意的聯合聲明。后來，在周總理會見時，日本朋友都說，廖先生的真誠態度和善意批評，是保証他們此次訪華取得圓滿成果的主要原因。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陪代表團到廣州后，廖主任讓我的一位領導打電話通知我，要我在客人回國前，單獨去見一次那位老兄，以傳達廖主任原話的口氣，告訴對方：廖先生批評了你，但你在訪問后期的表現，表明你虛心地接受了他的批評，他很高興。由此可見，你還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希望你回國后繼續為增進中日友好多作貢獻。歡迎你有機會再來中國訪問。那位老兄沒有想到，廖會如此對待他，請我一定代他向廖先生致謝。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香港、澳門回歸祖國這件大事，提上了日程。對台工作也開始出現新的轉機。那年廖承志以幼年小伙伴的名義，給蔣經國先生發去充滿感情、曉以利害的親筆信。這些方面，都是廖公非常熟悉、大有可為的領域。但就在第六屆全國人代會開會進行選舉前不到一個月，病魔奪走了他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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