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和他的恩師陳垣二三事

啟功與陳垣

陳垣(1880.11.12—1971.6.21)。中國歷史學家﹑宗教史學家、教育家。字援庵，又字圓庵，筆名謙益、錢罌等。陳垣是廣東新會人，出身藥商家庭，在民主革命的影響下﹐他和幾位青年志士在廣州創辦了《時事畫報》，以此為陣地進行反帝反清斗爭。民國初，於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后因政局混亂，潛心於治學和任教。

他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1949年，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49年后，還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啟功是當代著名教育家、書法家、古典文獻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等職。這樣一位大學者，但是他的成才之路並不平坦。而每每在十分艱難困苦之際，總有一個人施以援手。他就是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先生，所以啟功由衷地稱他為“恩師”。

啟功生於1912年，字元白、元伯。他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他的曾祖父溥良襲爵為奉國將軍，他主動放棄爵位，參加科舉考試，及第后官至禮部尚書。啟功的祖父毓隆也以科舉入仕，官居四川學政。啟功的父親十九歲就夭折了，啟功家的花銷全由祖父承擔。啟功出生的時候正值清王朝滅亡，步入共和的第一年，因此啟功並未受到皇家絲毫的蔭庇。啟功十歲時，祖父也仙逝了，是祖父的兩個學生邵從煾、唐淮源募集了2000元善款，“以扶助老師的弱孫”，啟功和母親、姑母一家三口的衣食才算有了著落。啟功從小由祖父和姑母啟蒙，三、四歲時被送到私塾讀書，五、六歲時在祖父指導下，讀《論語》、《爾雅》，學詩詞，習書法。十二歲進北京匯文小學，插班讀四年級，后升入匯文中學。十五歲拜畫師賈羲民學畫，后又拜在吳鏡汀、齊白石的門下學畫，同時隨戴姜福、溥心畬學中國古典文學及詩詞寫作。后由於個人興趣和家庭經濟等問題，中途輟學。

1933年，溥良的門生、曾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把啟功推薦給了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先生。啟功拿了自己的幾篇文章和一幅畫作，去拜見陳垣先生。陳垣認為“寫作俱佳”。他對啟功說:“我的叔叔簡墀和你的祖父溥良，是同年的翰林，這樣說起來，我們還是世交呢！”陳垣當即把啟功安排在輔仁中學擔任教員，他當時稱啟功為“小孩”。

啟功非常感激陳垣的知遇之恩，備課認真，很得好評。然而沒隔多久分管附中的教育學院院長發現啟功連中學也沒有畢業，認為他資歷不行，把啟功解聘了。

陳垣先生得知此事后，又把啟功召回，把他安排到輔仁大學美術系擔任助教。啟功在美術系教一些繪畫知識，如題款、落款、鈐印等。也真湊巧，分管美術系的還是那個教育學院的院長，他仍然以學歷不夠格而將啟功辭退。啟功失去了工作，隻能再以教學館、賣畫維持生計。由於他當時名聲不大，潤格很低，所以生活相當拮據。

1938年9月，陳垣再次伸出援手。在輔仁大學秋季開學時，他對啟功說:“你就回輔仁跟我教大一年級的國文課吧”。這是啟功第三次到輔仁。這次啟功破格當上了大學的教師。啟功並沒有辜負陳垣校長的期望，他教授過《中國文學史》、《中國美術史》、《歷代文選》等課程，由於他學識淵博，深入淺出，頗受學生歡迎。

新中國成立后，上個世紀50年代初，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范大學，陳垣被任命為校長。1956年香港著名畫家葉恭綽和陳半汀提議組建北京中國畫院，葉恭綽先生有意招攬一批中青年畫家，啟功被邀請並參加籌備工作。啟功對葉先生說:“陳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輩子也報答不完。他活著一天，我就不會離開師大！”后來陳垣得知此事，對啟功說:“要不這樣吧，北師大這邊你不要離開，以后你可以抽半天時間去畫院，就算是幫了葉先生的忙吧。”就這樣，啟功兩邊跑，他在畫院幫助葉先生起草各種公文報告，編輯《中國畫》雜志。

但是好景不長。在1957年的“反右”風暴中，因為當時啟功曾稱贊徐燕蓀的畫作有個性，並引用“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的詩句形容，一些人由此羅織罪名，說啟功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想脫離黨的領導，於是被劃為“右派”。劃了右派，工資沒了，隻能領取每月30元的生活費。無奈隻得變賣家中書畫。有一次，陳垣先生在榮寶齋看到一批書畫，好像是啟功收藏的東西。經詢問確實如此。陳垣就把這些書畫買下，托人送到啟功家裡，並且附上100元，以補無米之炊。此舉對啟功而言，無異於雪中送炭。

兩年后，啟功被“摘帽”。繼續在北師大講授《作品選》。1966年，“文革”狂潮又接踵而至，啟功作為“封建余孽”，當然也在被沖擊之列。但是他既不是什麼“當權派”，也還稱不上“學術權威”，所以並不算是主要的批斗對象。

1971年，啟功被“解放”，原因是當時毛澤東提出要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啟功被調到中華書局編輯部，參加《清史稿》的校對和注釋工作。因為啟功出身皇族，對清朝的史料、人文、典章、制度等都很熟悉，所以做這件工作如魚得水。他為厘清清朝入關之前的制度、校正書中的人名等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陳垣先生不僅慧眼識珠，而且對啟功言傳身教，潤物無聲。啟功剛到輔仁中學時，陳垣先生就寫了九條“注意事項”指點啟功，其中有“教一班中學生與在私塾裡教幾個小孩不同，站在講台上要有一個樣子，人臉是對立的，但感情不可對立”﹔“萬不可有偏愛、偏惡，萬不許譏誚學生”﹔“以鼓勵夸獎學生為主”﹔“不要發脾氣”﹔“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們也不看。要改重要的關鍵處”﹔“要有教課日記”等等。這不啻給啟功上了一堂生動的“教育學”課程。

抗戰時期，陳垣在艱苦的條件下帶領師生堅持獨立辦學，拒絕與日偽合作，當時輔仁大學是淪陷區唯一一所沒有日偽直接進駐的大學。在大學的講堂上，陳垣先生講述抗清志士顧炎武的《日知錄》，縱論抗清民族英雄全祖望的《鮚埼亭集》等，勉勵學生愛國抗敵。他還發表史學論著抨擊敵偽漢奸，后人譽之為“抗戰史學”。1949年，蔣介石曾三次派飛機接他同去台灣，但陳垣堅持不走。新中國成立后，陳垣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全國人大常委等職。1951年11月1日，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他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先生，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陳垣的高尚氣節和品德，淵博的學問，給啟功樹立了鮮明的榜樣，這些也成了啟功做人的准則。

啟功對陳垣的師恩，時時不忘，他曾說:陳垣與他“當時師生之誼，有逾父子”。啟功在《上大學》一文中說:“恩師陳垣這個‘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識的恩誼之‘恩’！”

“文革”中，北師大的造反派欲把陳垣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在周恩來總理的保護下，才免遭沖擊。在“文革”艱難的歲月裡，啟功幾次偷偷前去探望老師，給了老師以精神上的慰藉。1971年陳垣先生因病逝世，啟功十分悲痛。因為當時啟功的身份連參加老師追悼會的資格也沒有，隻能揮淚寫下一幅挽聯寄托哀思:“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師生同父子﹔刊習作二三冊，痛余文字答陶甄”。

陳垣先生逝世后，啟功一直難忘知遇之恩，總想用一種方式來紀念老師，表達緬懷之意。1988年8月，啟功義賣了一批書法繪畫作品，籌集資金，在北師大設立了一個以陳垣書齋“勵耘書屋”為名的“勵耘獎學助學基金”。1991年，在陳垣先生誕生110周年之際，啟功赴香港舉行“啟功書畫義展”，共籌得人民幣163萬元。當時學校建議以啟功的名字命名獎學金，啟功卻予以堅辭。他說:“以先師勵耘書屋的‘勵耘’二字命名，目的在於學習陳垣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繼承和發展陳垣先生辛勤耕耘、嚴謹治學的精神，獎掖和培養后學，推動教學和科研事業的發展。”1991年11月，勵耘獎學金正式設立，在慶祝大會上，趙朴初先生欣然賦詩，雲:“輸肝折齒勵耕耘，此日逾知師道尊。萬翼垂天鸞鳳飛，千秋不倦誨人心”。這也正是啟功報答師恩的實際行動。（沈鴻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