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倡廢到倡復：梁啟超“科舉觀”的嬗變

　　左為清光緒刻本《文料大成》（科舉考試用書），右為晚清廢科舉后的課本。

　　陳祥龍

　　梁啟超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由篤信科舉的傳統儒生變為倡廢科舉的維新健將，游歷歐美后，又作恢復科舉的驚世之論。在西學的濡染下，“科舉觀”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而每一次轉變都打上了深深的時代與個人特征烙印，揭示了他對科舉制度存與廢的理性思考。

　　倡變科舉，時代濡染下的思想轉變

　　少年時代的梁啟超，自稱生於且耕且讀之家，四五歲就在祖父及母膝下受《四書》、《詩經》，六歲就父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子弟員，日習帖括，十五歲入學海堂習訓詁之學，十八歲入京應試，下第歸，途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始知有西學。這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少年時代。少年科第的梁啟超自稱於訓詁詞章之學多有所知，卻並不知西學所雲。在初識康有為時，梁氏對之曾作出精妙絕倫的闡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生平知有學自茲始。”他以生動的語言寫出了一個舊學青年初遇西學，聽所未聽，聞所未聞，如遭棒喝的矛盾心理。這也是思想轉型之前，作為舊學青年的梁啟超的真實寫照。清末對科舉的批判主要以維新派和洋務派最為激烈，洋務派思想主要基於科舉對西學的阻礙作用來談廢科舉之事，沒有脫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維新派則多從廢八股來談變科舉。

　　作為維新健將的梁啟超對科舉的批判也是基於對兩派思想的批判與繼承。梁啟超對科舉的批判主要基於科舉對人才與學校的禁錮兩個方面：（1）科舉桎梏人才，而人才的興衰關系一國之興衰。清季之時，八股時文在坊間如山如海，無數知識分子沉溺其中，不知漢唐舊事，遑論西人近學，對科技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殺作用。梁啟超嘆曰：“學術界最大的障礙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學問都不相容，而科學為尤甚。”科舉作為主要的選材標准，致使洋務派培養的新式人才不能容於當世。嚴復回國后，不能得志於當時，一度多次參加科舉。梁啟超對此曾曰：“中國所謂洋務學生者，竭其精力，廢其生業，離井去邑，逾幼涉壯，以從事於西學，幸薄有成就，謂可致身通顯，光寵族游，及貿貿然歸，乃置散投閑，瓠落不用，往往棲遲十載，未獲一官，上不足以盡所學，下不足以救飢寒，千金屠龍，成亦無益。嗚呼，人亦何樂而為此勞勞哉。”由此他認為洋務人才被束之高閣皆由科舉之弊。科舉的選士標准對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殺作用。（2）科舉對新式學校有強烈的扼殺作用。梁啟超認為，中國之衰弱在於教之未善，要想徹底改造教育，必須變科舉，興新式學堂。“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廢八股、變科舉成為新式學校成長的必要條件。由此梁氏主張廣設學校，普及教育，開民智，申民權，培養近代新學人才。在此基礎上，他對中國近代學制、師范教育、女子教育、基礎教育和義務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日本由學校開始變法不出三十年而崛起的例子，也讓他感到改造教育的緊迫性，而當時科舉的存在嚴重禁錮了學校的發展，學校作為科舉的附庸地位依然沒有改變。倡廢科舉成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點。

　　倡復科舉，理性思考后的驚世之論

　　1905年，迫於各方面壓力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光緒帝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實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終於壽終正寢。美國學者羅茲曼甚至認為科舉制的廢除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其劃時代意義甚至超過辛亥革命。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科舉重壓下的新式學校步履蹣跚，非有大變革不能除千年之積弊，科舉的廢除終於使知識分子走出傳統學術的牢籠，開始睜眼看世界，中國學術由傳統逐漸走向多元，中國也走向了新紀元。但就在科舉制度終於被取締，新式學堂迅猛發展之時，作為倡廢科舉的維新健將，梁氏為什麼又作恢復科舉的驚世言論呢？這應該說是他在游歷歐美等國家以后，對西方社會和制度有了更深的體悟之后，結合當時社會現狀對科舉制度重新作出的理性思考。

　　1910年，梁啟超在游歷歐美，親眼目睹西方國家借助科舉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試制度的成效之后，發出驚世之論：

　　“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國用選舉官吏之制，不勝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種實驗，美人頌為政治上一新紀元。而德國、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萬國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一大發明也。自此法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自此法行，我國民不待勸而競於學，此法之造於我國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懲末流之弊，因噎以廢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復科舉便!”

　　對科舉的贊美之辭溢於言表。梁氏復科舉的言論是他對西方各種制度進一步熟悉以后的產物。另一方面筆者認為，自清廷廢科舉以后，在選士及其相關領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制度斷層，選士制度的缺失，使得晚清政府對國家的控制進一步削弱。無數出路阻塞的生員，掀起了我國留學史上第一次高潮，但是比起全國近百萬的生員來說，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生員隻好在自己的家鄉另謀出路，秀才當兵成為晚清的一個重要現象，這進一步催生了清朝覆滅以后近二十多年的軍閥混戰。科舉終結之時，無數生員心如死灰，當時對其各種影響評價還為時過早，經過幾年的沉寂以后，對這些現象感觸頗深的梁啟超的科舉觀必然也有所轉變。其實對科舉制度梁氏早就有正確的認識，在《變法通義·論科舉》一文中，他寫道：“科舉弊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譏之，譏世卿，所以立科舉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讀書，不必知學，雖駿愚淫逸，亦循例入政，則求讀書，求知學者畢少，如是故上無才。齊民之裔，雖復讀書，雖復知學，而格於品第，末從得官，則求讀書，求知學者亦少，如是故下無才。上下無才，國之大患也，科舉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為據亂世之政，科舉為升平世之政。”

　　由此可知，梁啟超當時已對科舉積弊的現象和科舉制度的公平性和促進全民向學的風氣等優越性作出了准確的評價。時至今日，反觀梁氏的高論，令人嘆服。

　　嬗變之因，科舉制度的合理反思

　　長期的封建統治時期，我國社會呈現出一種精英治國體系，這種精英以掌握儒學經典的士階層為主體，形成了士紳結合的國家治理結構。科舉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有效地促進了社會流動，使得底層耕讀家庭走入統治階層從而獲得社會稀缺資源的分配權。在社會倫理和家族眾望的雙重壓力下，無數傳統儒生形成了“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畸形心理，風雨兼程走向科舉路。少年時代受舊學濡染的梁啟超也有著舊學知識分子的科舉情懷，但是這種情懷很快就在西學的沖擊下粉碎，也使他對科舉的認識出現了第一次轉變。

　　鴉片戰爭以后，喪權辱國之條約接踵而來，亡國滅種之憂患困擾著無數國人的心。回想雄視宇內之先人，感慨積貧積弱之今日，梁啟超將“廢科舉，育新民”作為欲挽清廷於頹勢、救黎民於水火的良方。其實，科舉革廢之爭自科舉誕生之日就時有耳聞，梁氏倡廢科舉的言論是在清季學人對科舉激情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清一代，先有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明末碩儒以經世致用之學攻擊八股之弊，后有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對改革科舉、選拔西學人才的美妙幻想。洋務運動以來，西學逐漸為國人所知，之后，陷天下無數知識分子於無用舊學的科舉成為批判的焦點。

　　科舉廢止以后，隨著梁氏對西學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各種社會反映的進一步顯現，他的科舉觀實現了從倡廢到倡復的過程。就科舉制度本身來說，只是延續千年的選材古制，本無善惡，用之行善，則為善制，用之作惡，則為惡制。從制度變遷的過程來看，科舉制在開放性、主動性和公平性方面比察舉制與九品中正制有著無與倫比的績效優勢，對此梁氏已作簡要闡述。但是，明代以降，以八股取士，內容限於四書五經，截搭之題層出，坊間時文如海，士子沉溺其中於他學不顧。清入主以來，《聖諭廣訓》加入科場，科場作為政治奴隸的地位更加明顯，積弊更深，終於湮滅於歷史。近代以來，重新評價歷史，為科舉平反之聲不絕於耳，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就認為：“科舉考試西傳歐美，實為中國對世界文明一大貢獻，從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來說，在一定意義上，科舉可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美國華人學者鄧嗣禹在考察了70多種西方有關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文獻以后，得出結論：“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被介紹給了外國，為西歐各個國家所採用並得以逐步適應他們自己的特點”。歐美國家在吸收科舉制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合理內核后，形成了現代高級文官考試制度，開辟了政治發展的新紀元。

　　今天，在我們重新理性地認識科舉制度的時候，作為清季著名學者的梁啟超，他一生科舉觀轉變的歷程，能使我們更好地認識清季科舉革廢的歷史和清季學人的科舉情懷。可以說梁氏“科舉觀”的轉變始終伴隨著他對西學認識的過程，這一過程也表現為從傳統儒生到維新健將，最后思想融合的過程，也是梁氏試圖從教育角度改造中國的嘗試。在一定意義上，無論是倡廢科舉還是倡復科舉，均顯示出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價值觀念的自我沖突與在矛盾中的艱難抉擇。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