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開放意識的萌動

圖為《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於明萬歷年間在中國繪制的世界地圖。

十六世紀后，晚明中國人獲得的有關外部世界的各類知識陡然增多，觀察外部世界的視覺坐標空前放大，認知世界的方式方法開始發生微妙變化，這促成了新的思想觀念的萌生——

十六世紀后，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東來歐洲勢力和來華天主教士為媒介，全球范圍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之一部分開始從地球東西兩面匯聚中國，晚明中國獲得的有關外部世界的各類知識陡然增多，體察、關照外部世界的視覺坐標空前放大。在此背景下，晚明中國人認知“世界”的方式方法開始發生微妙變化，他們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體察世界、思考自我、思索人我關系，進而促成新的思想觀念的萌生與成長。

突破華夷觀念限制，肯定世界文明的多樣性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天圓地方，中國位居中央。這是構成中國獨尊觀念的地理依據之一。而依據地圓觀念，一部分晚明士人意識到世界本沒有中心，中國當然也不是天下的中心。沈堯中稱：“先儒皆以陽城為地中，此日晷所照之中，非天地之中也。”王英明直言“地中”“乃中國之中，非天地之中。”熊明遇所繪中文世界地圖即以大西洋為中心，而不以中國為中心。

古代中國人還認為，天下即中國，中國即天下，中國疆域幾乎與世界同大，所有域外之地合在一起不當中國一大郡。但在了解利瑪竇世界地圖和艾儒略《職方外紀》后，一部分晚明士人開始感受到中國疆土其實僅佔世界很小一部分。華容孫瑴說：“近世有利瑪竇，自歐巴羅國越八萬裡泛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為大明海，居地才百之一，則瀛海之外，豈遂無方輿哉！”承認中國遠比想象中要小。瞿式穀則宣稱：“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

而隨著歐洲文明的不斷輸入，一部分晚明士人開始接受天下多文明的客觀現實。謝肇淛承認歐洲人“儒雅與中國無別”。孔貞時贊賞西方科學的新奇獨到。何喬遠說：“天地大矣哉，不是無脛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極緬邈。”意在肯定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王英明甚至用氣候環境決定論解釋北半球暖溫帶地區出現華夏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內在奧秘。他說，黃道與南北極圈之間，寒暖交替而不過其度，適為氣候宜人之區，“凡此自東周西一帶，毓靈孕秀，遂多聖賢豪杰之儔。中國自距赤道十九度至四十二度，正當其處。”這是在理論上認可此一氣候帶上的其他地區有可能與中國一樣，多“聖賢豪杰之儔”。

萌生文明危機意識，呼吁向歐洲學習

晚明時代的思想者通過中歐文明的對照比較，發現中國在很多方面還與歐洲存在一定差距。這些差距不僅表現在技術層面的軍事裝備、天文歷算、繪畫技巧上，而且也反映在社會教化、政治體制等方面。徐光啟在《辨學章疏》中指出：若“欲使人盡為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承認儒家說教之教化功能與天主教相比稍遜一籌。方弘靜、葛寅亮通過對比中歐皇（王）位繼承制度，一致認為教化王傳賢不娶的政治安排好過中國的三皇五帝。朱宗元在將中歐間風俗、治安、學問、繁華、技巧、武備、富饒等一一對比之后說：“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尊賢貴德、上下相安，我中土之風俗不如也﹔大小七十余邦，互相婚姻千六百年，不易一姓，我中土之治安不如也﹔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歷之解，莫不窮源探委，與此方人士徒殫心於文章詩賦者，相去不啻倍蓰，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不可否認，徐、朱諸人對於歐洲的褒美稱羨確實帶有相當濃重的烏托邦色彩，這與古代政治家一再宣揚的托古改制並無二致，但它確實使晚明時代的部分思想先進萌生一定程度的文明危機意識，從而激起學習西方的內在沖動。

對於歐洲學術，一些人主張撤除藩籬，不恥下問。徐光啟從歷史出發，強調延攬域外人才的必要性：“繇余，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蟬，西域之世子，為漢名卿。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萬歷四十二年，李之藻為利瑪竇《同文算指》作序，有感於歐洲算學的簡便易學，提出“遐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的主張。王征與鄧玉函合譯《遠西奇器圖說》時，贊賞西學的實學色彩，倡導“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於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於天”的實用原則，呼吁實行有效的拿來主義。領導崇禎修歷活動的李天經基於對歐洲歷法的深入了解，也以上述標准為准，主張不分中外遠近，攝取一切域外優長。他建言借用西方之長，光大中國傳統文化。

晚明思想者大有世間萬物皆備於我的富足與從容，力圖多方入手解決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

面對從地球之東西兩端匯聚而來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與資金流，晚明時代的思想者大有世間萬物皆備於我的富足與從容，他們擇善而用，推陳出新，力圖從知識、觀念與內外行動入手，解決晚明中國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在學術資源的吸收利用上，晚明時代已經呈現不分中外、兼收並蓄的態勢。從啟人心智的世界地理新知，到切於實用的西洋天文歷法知識，再到明人熱衷的幾何算學知識，這些來自歐洲的科技新知迅速蔚成晚明時代的時髦學問，並且成為中國知識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改造了晚明時代的空疏學風，也成為推動明清之際實學思潮興起的一大契機。在軍事領域的改良變革上，晚明軍事裝備的升級改造、軍事工程技術的改良提升、新軍事思想的發展演變與歐洲關聯尤多。徐光啟、孫承宗等人“器勝”觀念、車炮步騎協同作戰思想、新攻防理念的提出，無疑受到來華傳教士的很大啟發。在國家安全戰略上，明朝推動的“聯夷制盜”方略，意在利用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優勢清除東南沿海活動猖獗的海盜勢力，維護東南海疆安全。不惟如此，晚明中國還注意借腦西方，延攬西方實用人才：欽天監裡聚集著協助修歷的西洋客卿，著名如鄧玉函、龍華民、湯若望、羅雅谷者皆在其中﹔兵部聘請的歐洲軍事技術人員也服務於京師和防遼前線，一些人如公沙的西勞等還在崇禎五年的登萊兵變中以身殉職﹔焦勖、孫元化則利用來華耶穌會士的幫助編纂出《火攻挈要》、《西法神機》等會通中西的著名軍事著作。這些都是晚明中國對於世界資源自覺而有效的直接利用。

當然還有看似無意、實則亦對晚明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海外資源流向了中國。如對美洲農作物玉米、番薯的引種推廣，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因人口增加而導致的糧食短缺問題，並且引發明代中國糧食種植、農產品加工、居民飲食結構等方面的一定變化﹔而煙草的引進與吸煙風氣的快速蔓延，則成為觀察晚明社會風俗演變的新看點。又如發展與東來歐洲勢力的務實商貿關系，促成美、歐、日本白銀大量流向中國，不僅改善了沿海商民的艱澀生計，而且導致國內白銀儲備激增，使白銀終於成為法定流通貨幣，推動了晚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市場繁榮和社會轉型。這是國際因素作用於晚明中國的又一很好例証。

對邊患的認識開始超越傳統的“北虜南倭”

明代中國的安全關切是所謂“北虜南倭”，但當時的歐洲殖民者從地球東西兩個方向的先后到來，給晚明中國的國防意識敲響了警鐘。追溯明朝遭受到的來自歐洲的非傳統威脅，當始於葡萄牙人滅亡滿剌加，但明人所謂“佛郎機地近滿剌加”的錯誤解讀，卻將此一威脅消解在蠻觸相爭的傳統意識裡。直到西班牙人殖民呂宋、西班牙與荷蘭爭奪美洛居、荷蘭侵佔澎湖島后，明人對東來歐洲勢力的真實威脅才有所警覺，有人開始意識到距離制約的失效，思考超遠距離奔襲、佔領一個國家的現實可能性，於是對外防范的意向開始悄然變化。他們結合自己掌握的歐洲知識，從多個方面揭露歐洲在海外的殖民擴張，呼吁對歐洲殖民者提高警惕。

晚明思想領域的新情況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晚明中國人的思想充滿活力，並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開放意識，一些思想家能夠跟隨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時俱進地調整思想，更新觀念。但還須強調的是，晚明時代粗具環球視野、形成前衛觀念者究屬鳳毛麟角。絕大多數晚明士庶因為無緣接觸東來西方人士，或對環球新知尤其是歐洲宗教存有認識偏差，他們思想深處的蒙昧狀態依然如故。凡此表明，晚明時代的這一思維新動向尚處於初發狀態，遠未形成沖擊主流傳統觀念的強大力量。

（作者為南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