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與近代民族主義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已非傳統的王朝延續和倫理綱常的存廢或“王朝中國”、“忠君愛國主義”、“嚴夷夏之大防”，而是近代愛國主義——當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時，它以國家為本位，具有獨立人格的國民對至上的國家利益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行為。這是一種救亡圖存的愛國富強主義。其最重要的標志就是主權意識與疆域意識的確立。辛亥革命為這種轉變打開了閘門。辛亥革命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夷夏之辨”觀念，建立了現代意義民族國家，開創了具現代民族國家意義的“五族共和”的觀念，實現了傳統意義的“夷夏之辨”向近代民族主義的轉變，也開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新紀元，實現了由“王朝中國”向近代民族國家的轉型。

　　一、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

　　中國古代並沒有使用“民族”一詞，將“民”與“族”合稱，是在西方nation與 nationalism概念沖擊下形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沒有民族意識，相反，倡導民族意識、主張“夷夏之防”在中國古代十分明顯，而且在西歐近代才形成的民族認同感以及民族共同體在中國古代早已形成。但是，“民族主義”這個名詞和它的學理，最初是從西方傳來的。

　　1901年，梁啟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指出：“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第二年，梁啟超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名稱：“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余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看來，他是以“民族的國家”的觀念為依據，把生息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族人民總稱為“中華民族”。

　　民族主義思想是梁啟超首先倡導的，這面旗幟后來卻被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越舉越高。辛亥革命前后，“中華民族”的內涵得到擴大，所指為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中華民國”成立后，“五族共和”思想迅速得到境內各族支持，具民族國家意義的“中華民族”觀念形成。此后，中國各民族逐漸接受了“中華民族”這個統一的族稱。

　　可見，辛亥革命前，近代民族主義觀念已經輸入中國。在傳統的“夷夏之辨”的基礎上，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潮與運動在中國逐步興起。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正是20世紀中國一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二、“排滿”思潮及其轉型

　　中國同盟會綱領中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直都被認為是革命黨人“排滿”思潮的濫觴，也被視為革命黨人大漢族主義的污點，甚至也被認為是反動的、阻礙民族團結的思想與行動。這僅僅是從同盟會綱領的字面意義來分析。

　　學術界的研究已經表明，第一，革命黨人確實有“排滿”思想，並且“排滿”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一個口號。“排滿”在辛亥革命的社會動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排滿”針對的是滿清貴族，而非針對滿族普通民眾。可以說，“排滿”在相當程度上只是革命黨人的一種武器，而非目的。因此，盡管辛亥革命最初是在“反滿”的口號下發動起來的，盡管漢族在人數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對滿族佔有無可置疑的優勢，但在各省舉行武裝起義並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局面時，卻沒有發生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的那種狂熱的大規模種族仇殺。

　　第二，“排滿”作為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確實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國，的確暫時引發了一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分裂行徑。例如，1911年12月1日，在沙俄的指使下，以哲布尊丹巴為“大汗”的所謂“大蒙古帝國”成立﹔與此同時，西藏與內地的關系也趨於緊張。這與部分革命黨人此前狹隘的民族主義態度，以及武昌起義爆發后少數地區短暫過激的“排滿”行為不能說毫無關聯，但就其根本而言，它們卻是當時的紛亂形勢和俄、英等帝國主義從中直接策動挑唆的結果。並且，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及其后繼者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對此進行補救。

　　第三，辛亥革命時期的“排滿”思潮，已不同於往昔的“反滿興漢”、“反清復明”的傳統族類民族思想，而是與爭民權、求改革、求革命的思想聯系在一起，已屬於“近代民族主義”的范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由“驅除韃虜”，到“反滿”，再到隻反對少數“害漢人的滿洲人”，並且進而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主張，希望“仿效美利堅民族的規模，把漢、滿、蒙、藏、回五族同化成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民族的國家……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可以說，“排滿”思想是革命黨人民族主義思想走向成熟的一個階段，並且這個階段持續的時間並不長。

　　第四，辛亥革命的爆發及其勝利，促使革命黨人特別是領袖人物迅速實現拋棄了“排滿”的種族革命方略，從而全力專注於實現民族平等與融和的事業，轉向“五族共和”。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性質的“中華民國”的建立，特別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則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實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開始真正成為平等的“國民”。1912年，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還用法律形式將民族平等規定下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第五，辛亥革命在中華民族的融合過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12年 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他在當天發表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鄭重宣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不久，他又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說法，把中國各族人民看做一個統一的整體。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正是從這時起得到廣泛的傳播，越來越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共識。這是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后來，孫中山對“五族共和”思想一直不斷進行思考，並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學說。他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三民主義重新做了解釋。其中，對民族主義是這樣說的：“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他把這種解釋稱為對三民主義的“真釋”。

　　因此，可以說，辛亥革命是“排滿”轉型的關鍵，是從“夷夏之辨”、“排滿”、“反滿”等傳統民族主義思想轉向近代民族主義的重要節點，它對中華民族觀念形成以及中華民族的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三、民族主義與“天下大同”

　　19世紀末 20世紀初，正是西方民族主義思潮與運動高漲之際，當時西方許多國家高舉狹隘民族主義旗幟，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而對其他民族表現出很強的排他性，甚至不惜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損害以至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但是，孫中山認為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基礎，因為被壓迫民族隻有首先恢復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講世界主義”，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擴大為實現整個人類解放的世界主義。這就是孫中山值得我們景仰的地方，他一方面號召中華民族為民族獨立、富強而努力，另一方面又高揚“天下大同”的旗幟，宣揚“世界主義”。這正是孫中山與帝國主義為了本國利益而侵佔、踐踏他國利益，與德國、日本等國以民族主義為幌子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區別之處。這是孫中山為后世留下的偉大而豐富的政治財富。

　　孫中山深受中國傳統的“天下大同”思想的熏陶。中國雖有“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但傳統的“夷夏之辨”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其理想在於“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主張以儒家教化“夷狄”，從而達到“天下大同”。正是既懷抱救國救民之路，又不忘“天下大同”之念，這才是孫中山成為一代偉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展望未來百年，面臨國際國內諸多新的嚴酷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從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遺產中取得借鑒並汲取智慧。從民族傳統中尋找力量，或許能為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提供有益的借鑒。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報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