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官員的腐敗及影響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官員中貪污腐敗現象嚴重，腐敗案件涉及各個部門，涉案人員包括各級官員與工作人員。貪污腐敗的盛行不僅給國家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對蘇共黨風以及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極大影響。一些西方媒體借此大做文章，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給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嚴重消極影響。

一、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官員的腐敗亂象

在當今媒體中，能舉出很多勃列日涅夫時期腐敗案件的名稱，有影響的大案如珠寶鑽石走私案、黑魚子醬走私案、烏茲別克黑手黨案、駙馬案等等，就腐敗案件的數量、規模以及社會影響看，在蘇聯70多年的歷史中，勃列日涅夫時期堪稱“空前絕后”，尤其是在他執政后期，即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時間裡。

1. 總書記“帶頭”腐化墮落。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墮落的“帶頭者”。他對貴重禮品、轎車、獵槍的喜愛在當時就已為很多人所知曉，尤其是他在數百萬電視觀眾面前愛不釋手地擺弄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剛鑽戒的鏡頭，更把自己的那點愛好毫不遮掩地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同時，他從不忘記滿足家人的要求。Г.沙赫納扎羅夫曾回憶說：“勃列日涅夫本人經不起‘甜蜜生活’的誘惑，不能自持並深陷其中。他喜歡禮品並找到了不光彩的辦法來滿足這種欲望：在出訪時盡可能送給外國首腦貴重的禮物（當然，費用是公家出），期待著輪到給自己送禮物時對方不小氣（這也是公費的，只是‘報’給總書記個人了）。”他還回憶，每一次出訪回來，總書記的專機落地時，都會從飛機上卸下裝有高檔禮品的幾十隻箱子，裝到廂式貨車上運回總書記的別墅。

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羅維發利之后，夫人維多利亞·彼德羅夫娜都會收到很多“貢品”，而對珠寶鑽石有著病態痴迷的女兒所做的那些冒險勾當，他也不可能不知情。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賄行為也廣為人知。他女兒在回憶中曾寫道：“父親……跟那些來路不明的高加索人、小商販、在賓館酒店搭上關系的專業人士來往，他們打著他的旗號購買短缺的‘伏爾加’轎車，建造別墅，還有朋友和老鄉也扯進這種地下活動。”勃列日涅夫在對外貿易部擔任第一副部長的兒子尤裡也有一些腐敗傳言，人們說他是“一個酒鬼加小偷”。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更甚，他從一個上尉到內務部第一副部長的升遷，以及貪贓枉法、索賄受賄的種種惡行早已被人們所知。正因此，有人在介紹“總書記本人和他家庭的腐敗和貪欲”情況時斷定，“總書記自己的家庭也變成了社會的腐敗場所”，這個判斷並不為過。

2. 高官腐敗：“別責備我，看看你們自己”。勃列日涅夫所提拔的那些在烏克蘭的同事及老鄉，或者曾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不乏貪腐之人。例如，內務部長謝洛科夫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充分利用勃列日涅夫對女兒女婿的“舐犢之愛”為自己投機鑽營。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縱容的親信還有梅杜諾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庫納耶夫等等。

在中央各部門以及地方，涉嫌貪污腐敗官員級別高、范圍大，從最初的個別部長，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涉及多個部，甚至中央委員。典型例子是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候補委員B.姆日阿瓦納澤。原格魯吉亞中央第二書記H.A.羅吉昂諾夫回憶，姆日阿瓦納澤夫婦“很時髦地大張旗鼓地慶賀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稱為‘維多利亞女皇’。生日慶典邀請了大量賓客，他們贈送了價值不菲的禮物。”

某些國家領導人，包括黨的領導人，除了擁有供應的國家別墅外，還修建了私人別墅，為自己的子女、孫子們同時修建了私人別墅。70—80年代，貪污盜竊國家財產的現象在俄羅斯聯邦貿易部、蘇聯外交部、外貿部、后勤部、俄聯邦輕工業部、蘇聯文化部都有出現。正因此，時任蘇聯文化部部長E.福爾採娃把用於裝修大劇院的材料挪出了一部分，用來建造個人別墅，被告發后，當政治局開會就這件事批評她時，她大光其火，扔給在座的人們一句話：“沒有什麼可責備我的，看看你們自己吧。”是啊，如果大家都彼此彼此，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3. 上行下效：貪污腐敗涉及各部門各行業各級別工作人員。當時的腐敗案件所涉及的部門與行業很多，而在每個涉案部門和行業中，又能“縱向”牽出一串又一串的相關人員，並且最終都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權重的領導。

蘇聯檢察院調查處處長A.布圖爾林回憶，在參與調查魚類案件時，“一開始我們就遇到多方面的人，涉案的人從操作班長、工匠到魚類加工廠廠長，從海洋聯合貿易公司工作人員到漁業部主要領導，直到副部長雷托夫。” 實際上，這個貪贓受賄的鏈條末梢沒有止於雷托夫，還涉及漁業經濟部領導、蘇共中央委員A.A.伊利可夫。在烏茲別克黑手黨案件中，一大批領導干部虛報棉花產量，從國庫騙取20多億盧布的收購資金，案件涉及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

因出售大宗商品“提成”而引發的特列古波夫案，從莫斯科貿易百貨公司往下，每個部和每個部門都有提成，形成了一個封閉的鏈條。在對外貿易領域，除了涉案人員多之外，金額巨大，也令人瞠目。1980年破獲的黑魚子醬走私案涉及漁業部、貿易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等300多名干部，使國家遭受幾百萬盧布的經濟損失。

又如糧食走私。根據數據，購買小麥的內部價格是每噸100盧布，而在國外購買則是每噸225盧布。就是說，蘇聯每進口一噸糧食，就要比在國內購買多花1倍多的錢。但“為什麼蘇聯政府在明明知道這一點的同時，還要超高價地付給美國和加拿大的農場主，而少支付給自己的集體農庄庄員呢？”1973—1983年擔任加拿大大使的А.Н.雅科夫列夫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我很清楚，在糧食進口系統中，國家黑手黨有組織地、很好地操控著這件事，並使得相互關系復雜化。”

還有一個例子是金剛石走私。上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的金剛石開採量佔世界1/4份額。1970—1988年間，蘇聯向境外運出價值48億外匯儲備的金剛石，而“德比爾斯”公司僅在1977、1978年兩年間通過倒賣金剛石到以色列就賺了26億美元。在政府中多次有人提議，應該自己組織加工金剛石來出口鑽石。但是，每次都有某種“不為人知的力量”壓住了這些提議，並極力証明蘇聯沒有能力發展自己的鑽石生產。於是，一面是官員及家屬從事鑽石走私活動，另一面又在出口廉價的金剛石，使外國公司通過倒賣金剛石贏取巨額利潤。

4. 買官賣官：黨証和公職也可以買賣。當時，一些黨組織把“黨的權力”變成了謀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國甚至有給黨証明碼標價的”。格魯吉亞共和國中央第二書記羅季昂諾夫說，在格魯吉亞共和國一些黨組織中，有人從事黨証交易，把各種類型的騙子接納進蘇共組織，在他們行了更大的賄賂之后，又把這些人推上更高職位。有記錄顯示，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給州委書記和一些職能部門官員、管理人員和普通工作人員都標定了價格。還有人回憶，70年代后期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卡什卡達爾音州，在州黨委第一書記加伊波夫的直接領導下，區、市和州一級的職位被出賣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受賄意味著，對於越來越多的政客來說，社會公眾的利益被放在了后面，而個人自私自利的利益被擺在前面，為了個人利益，他們可以犧牲黨和人民乃至國家的利益。

5. 出賣情報與叛逃：克格勃也不是一塊“淨土” 。外國特工滲透到國家多個機構，是黨和國家特權階層蛻化墮落的証據之一。一本名為《叛逃者》的書中曾舉出了克格勃和情報總局91個工作人員的名字，他們都是1945-1991年間叛國的人，其中48個叛逃到境外或者敗露的，是發生在1975—1991年之間。這份名單上的德米特裡·費多洛維奇·波利亞科夫於1961年11月被美國中情局招募，1962年夏天返回莫斯科，曾先后在情報總局的“中心機關”工作，擔任過軍事外交科學院的系主任，並獲得少將軍銜。后來的調查証明，在同美國中情局合作的1/4個世紀中，他透露了蘇聯軍隊和對外情報部門工作的1500名軍官的私人信息。曾任克格勃偵查機關的紅色學院黨委書記的弗拉基米爾·比古佐夫破譯了幾千個克格勃工作人員的密碼，還有大量蘇聯特工人員的個人信息。

除了上述各種現象外，還可以用一個數字來加以說明：一些腐敗案件牽連的人數眾多，受到處分的黨員也在增加。從黨組織的調查數字中可窺見一斑：1981—1985年，蘇共開除了42.95萬黨員﹔1986—1989年，開除了49.84萬人。大約10年間，被開除出黨的人數有近百萬。盡管這些被開除的不一定都是因貪污腐敗而違法的人，但可從一個角度折射出黨員隊伍的狀況。總體看，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官員腐敗已經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官員腐敗的特點與社會影響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官員貪污腐敗的特點主要有：一是層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樂於收受各種禮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賄受賄。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來的親信，那些曾與他共事過的下屬，還有他的“烏克蘭老鄉”，那些握有職權的省部級官員，以及官員家屬，都仿而效之。二是貪污受賄案值大，案由多樣，可謂什麼都干。而出了事，特權身份以及關系網又有可能幫他們“擺平”。三是牽涉面廣。各個行業和各種職能部門，隻要需要都能用錢或者權力來“擺平”。四是情節惡劣，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在社會上產生惡劣影響。為了個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預國家內外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使國家在經濟上以及對外關系中蒙受損失。

在身份上看，勃列日涅夫時期貪污腐敗的官員基本上都處於“特權階層”。故此，他們的腐敗行為對當時以及后來蘇聯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第一，黨員干部的貪污腐敗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帶來思想混亂，動搖了蘇共執政的社會基礎，造成官員與群眾之間的矛盾甚至對立。貪污受賄之風不僅污染了全黨，也污染了全社會。為了牟利，那些貪官往往形成較為封閉的、由自己人構成的“圈子”，他們脫離群眾、欺上瞞下、損公肥私。貪污受賄等行為又對黨內風氣造成了致命的影響，引起群眾的憤慨和憎恨。於是，蘇聯黨和政府不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成了高高在上的擁有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的代表，甚至貪污腐化、不勞而獲者的化身。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

第二，影響了改革進程，給后繼者留下一個“爛攤子”。影子經濟、黑市交易這樣的貪污犯罪行為活躍，給社會健康發展帶來極壞影響，“停滯”與“短缺”成為勃列日涅夫后期的代名詞。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羅波夫要先著手處理像謝洛科夫腐敗案、丘爾巴諾夫貪污案、烏茲別克黑手黨案等腐敗案件。安德羅波夫病逝后，有的腐敗案件停止查處，有的案子來不及了結，蘇聯就解體了。這些情況對於“后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的改革而言，十分分散精力，影響了其他工作的進行。

第三，給國家帶來巨大損失。勃列日涅夫時期的 “巨貪”如同一個個“碩鼠”吞噬著國民的財富，甚至與西方國家那些操縱國際油價以及黃金、鑽石等的資本“大鱷”沆瀣一氣，裡應外合，對蘇聯的國際貿易以及外交關系帶來的損失難以計算。更為重要的是，那些身處特權階層、精英階層的官員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使自己手中的財產完全私有化和合法化，一些高官希望國家轉向資本主義軌道，極力推動社會制度的變革乃至“革命”，對蘇聯解體起到催化作用。最終在蘇聯的“喪鐘”裡他們收獲了原本不屬於自己的財產，並繼續利用“私有化”等手段侵吞國家財富。

第四，授人以柄。列寧和斯大林對黨的干部的責任與義務早有論述，對官僚主義、貪污腐敗現象也有明確的態度，蘇聯的法律對黨的干部與政府官員的行為也有嚴格規定。但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腐敗行為成為西方反共、反蘇人士的把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於意識形態斗爭的需要，西方政界、學界的一些人不惜歪曲事實、夸大特權，大力渲染蘇聯社會的特權階層，以達到丑化蘇聯黨和政府的目的。這些現象損害的不止是蘇共領導人、蘇共、社會主義蘇聯的形象，還波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甚至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蘇東劇變，其部分原因也有民眾對黨的領導人以及官員作風的腐化墮落嚴重不滿。

三、 教訓深刻：執政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廉潔自律

中國有句諺語：“上梁不正下梁歪”，與之相對應的俄羅斯俗語是“魚從頭上爛”。勃列日涅夫自己樹立了一個可恥的“個人榜樣”，他的家庭成員以及他重用的親信的腐敗行為，使得他執政時期成為蘇聯歷史上腐敗行為風氣最甚的一個階段。

1.“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干部應潔身自好。在勃列日涅夫看來，無論是影子經濟的存在還是勞務工作的掠奪行為，以及官員行賄受賄，都是正常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勃列日涅夫自己的行為成了周圍人最有效的“示范”，也帶壞了社會風氣，使得貪污腐敗不僅橫行無忌，還令那些想查辦的官員遇到種種障礙。就此意義說，勃列日涅夫本人對當時腐敗的盛行、社會風氣的敗壞負有很大的責任。

2.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抓黨風建設必須從干部自身做起。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改革”已經成為勃列日涅夫的繼任者必須面對的事實，安德羅波夫正是從整肅紀律、懲治腐敗入手，開始了“改革”，這也是對勃列日涅夫時代貪污腐敗盛行，引起社會情緒極大不滿所作出的明確反應。就任總書記不久，在一次談話中，安德羅波夫再次表達了自己對經濟混亂、勞動紀律鬆懈、貪污受賄等情況的憂慮，並承認，貪污受賄已經牽扯到許多上層領導人。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很顯然，安德羅波夫是想用懲處貪污腐敗作為改革的突破口，重樹黨風，改變黨員干部的形象，解決群眾期待的諸多社會問題，他所掌握的大量貪污腐敗材料也使得他斷定，這項工作必須立刻著手。

需要明確的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盡管從上到下貪污腐敗一路盛行，但並非“人人皆腐”。在一些歷史及政論著作中，談及蘇聯的腐敗，就一定要說特權階層。沒錯，處於特權階層的很多官員都涉嫌腐敗，有的雖然沒有因腐敗發案，但卻在戈爾巴喬夫年代進入“精英階層”，成為摧毀蘇共和蘇聯的急先鋒。不過，從總體看，當時的官員可以分為三個范疇。一是前述那些貪污腐敗之流。二是一些領導人，如安德羅波夫、雷日科夫等領導人生活簡朴，十分自律。在中下層黨員干部乃至普通黨員群眾中，也有部分人自覺抵制貪污腐敗，向管理部門反映或控告腐敗分子的違法行為，因此，當時對一些觸犯法律或者反映強烈的貪腐案件進行了處理。最后一部分人，便是“沉默的大多數”，對政治的冷漠與對一些領導人的失望，使他們漸漸遠離政權。國內學界對蘇聯當時社會現象與社會心理的分析已有不少成果，本文不再贅述。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