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學者論蘇共二十大與“六十年代人”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盤否定，摧毀了蘇共意識形態的核心與支柱，破壞了蘇聯社會高度統一的以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主導的價值觀，開啟了社會意識深刻分化的進程。受蘇共二十大自由化思想影響成長起來的“六十年代人”，后來成為導致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主要力量。

一、二十大開啟了蘇聯社會民主化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進程

蘇聯民主派知識分子將赫魯曉夫的改革時期稱為“解凍”或社會的“精神改革”，他們高度評價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和由此開啟的蘇聯社會民主化、自由化進程。1988年前后，自由民主派知識分子開始重視研究赫魯曉夫執政十年的歷史，尤其是蘇共二十大與改革的關系。他們認為，蘇共二十大開啟了民主化進程，並且將赫魯曉夫自蘇共二十大至蘇共二十二大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運動看作是一個統一的進程，而該進程的客觀歷史意義就在於民主化，在於用完全新型的、依據完全不同原理的社會主義，取代所謂的斯大林“兵營式的共產主義”。在他們看來，赫魯曉夫時代的民主化過程與后來戈爾巴喬夫實行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赫魯曉夫在不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原則情況下，採取了實現現代化和改革的措施，開始了自由化進程。 實際上，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化過程就是不要馬列主義、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過程。戈爾巴喬夫后來就繼承了這個“完全不同原理的社會主義”，走上了徹底否定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蘇聯民主派知識分子十分贊賞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勇氣，認為這是赫魯曉夫不顧個人風險和名利的“大無畏行動”，使人們獲得了思想解放。詩人A·沃茲涅先斯基甚至由於赫魯曉夫的這一“壯舉”而寬宏大度地原諒了他當眾羞辱自己的行為，因為詩人認為重要的是：“1956年后人們獲得了解放。”戈爾巴喬夫對蘇共二十大的分析與自由民主派知識分子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沖擊，這是使我國社會朝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 這種民主化嘗試對“六十年代人”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二十大直接影響了“六十年代人”的改革思想

“六十年代人”，亦稱“二十大的兒女”。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和新聞秘書安·格拉喬夫於2001年出版了俄羅斯第一本戈爾巴喬夫傳記——《戈爾巴喬夫之謎》，書中解釋了“六十年代人”的概念， “六十年代人”系指世界觀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的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主張尊重人權、個人自由和公開性。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對蘇聯政治環境、社會思想意識以及國際共運造成巨大沖擊與混亂影響，給剛剛步入社會的一代年輕人，即“六十年代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思想烙印。他們帶著蘇共二十大的政治影響醞釀著改革並走向改革，他們都毫不否認蘇共二十大與改革的必然聯系。俄羅斯歷史學家尤·阿克秀金指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消除了他們對制度的恐懼，他們接觸到新的關於社會與政治的思維和觀點,並且作為改造社會的一代人走進了社會生活。1956年誕生的孩子們今天之所以走在改革的前列，決不是偶然的，是赫魯曉夫那個時代影響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正是50年代和黨的二十大這種現象，才使今天的改革成為可能。尤·阿克秀金與他同時代的人們在改革年代追憶蘇共二十大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顯然是為改革尋找理論淵源與理論根據。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加速了從斯大林逝世后就悄然開始的“解凍”（社會民主化）進程 ，所以人們更多地把“解凍”與蘇共二十大或赫魯曉夫聯系起來。一批深受赫魯曉夫“解凍”思想影響的蘇聯知識分子后來成為公開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沒有組織，但是大力推進人權與社會民主化進程，並最終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贊同。蘇聯民主派歷史學家羅·麥德維杰夫認為，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擦亮”了人們的眼睛，讓許多人、尤其是許多青年人明白了：黨走向了“淨化”之路，走上了建立民主社會之路。甚至出現了整整一代人，我們稱之為二十大的一代，站在改革最前列的恰恰是這代人。然而 ，這一條“淨化”之路卻是一條危險的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根據安·格拉喬夫的分析，戈爾巴喬夫政治思想發生變化正是受到“六十年代人”現象的影響，戈爾巴喬夫一直試圖將“六十年代人”的理想變為現實。而“六十年代人”的理想就是搞改革，把赫魯曉夫“開創”、但沒有展開的社會民主化進行到底。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裡對於蘇共二十大后社會民主化沒能貫徹到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赫魯曉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極權主義的原因，而且大概也無法進行這種分析，因為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業已成為他的信仰象征的舊框框。所以，對個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辭激烈，其實並不徹底，事先已設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實際民主化的進程從一開始就陷於停頓。” 正是這種潛藏的對赫魯曉夫不徹底民主化的批判意識，促使戈爾巴喬夫在成為蘇聯新一代領導人后，開始大力彌補蘇共二十大留下的“遺憾”，重新開啟蘇聯社會民主化的進程，實行改革。

在蘇共二十大精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六十年代人”，在改革時期推出赫魯曉夫這位沉寂多時的改革“先賢”，繼承並發揚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否定斯大林和倡導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的做法，大搞民主化與“公開性”，大肆否定蘇聯體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最終導致蘇共喪失政權以及蘇聯解體。在這些“六十年代人”（ 即“二十大的一代”）中，當以“改革之父”戈爾巴喬夫與“改革設計師”亞·雅科夫列夫為“翹楚”。他們的思想正是在蘇共二十大后發生了巨大轉變。

三、二十大后戈爾巴喬夫與亞·雅科夫列夫的思想變化

戈爾巴喬夫看到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時已經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到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團委工作了一年。安·格拉喬夫認為，正是從這時起，才能把戈爾巴喬夫歸入“六十年代人” 。同其他民主派知識分子一樣，戈爾巴喬夫從一開始就欣然接受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表達的批判斯大林的思想。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比較自然和容易地接受並贊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也許還與戈爾巴喬夫念念不忘自己出生在大清洗受害家庭有關——他的祖父在1934年因未完成播種計劃（被當成“怠工者”）而被送到勞改營，外祖父因“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組織成員”而獲刑，而他妻子的外公則根據“三人小組”的決定被處決。所以，戈爾巴喬夫對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直言，自己對蘇共二十大心存感激並積極地參與揭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獨裁”。 蘇共二十大以后，作為共青團的工作者，戈爾巴喬夫主動向上級提出關於向青年宣講蘇共二十大的計劃並得到批准。

與蘇共二十大一脈相承的蘇共二十二大更加深了戈爾巴喬夫關於非斯大林化的思想烙印。羅·麥德維杰夫認為，蘇共二十二大對戈爾巴喬夫的世界觀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為戈爾巴喬夫首次以代表身份出席那次代表大會。而蘇共二十二大更加直言不諱地談到斯大林的罪行，並通過了關於把他的遺體移出列寧墓的決定。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促成了蘇聯社會和黨的“大更新”，並在國家生活中留下了后來停滯時期也無法抹去的深深的印跡。正是蘇共二十大和蘇共二十二大給戈爾巴喬夫這樣的蘇共官員和羅·麥德維杰夫等民主派人士奠定了反斯大林以及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

安·格拉喬夫明確指出，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思想有多方面的來源。他早在斯塔夫羅波爾擔任州黨委書記時，就對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宣揚的關於用合法手段建立社會主義的“歐洲共產主義”思想十分感興趣，閱讀了很多葛蘭西、陶裡亞蒂、波法之類馬克思主義“異己分子”的著作，以及當代反馬克思主義者和新哲學家——薩特、馬爾庫斯、“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義者或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其他歐洲共產黨人等共產主義的“異教徒”都成為了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義者系指戈爾巴喬夫的大學同窗好友——后來成為“布拉格之春”的領頭人之一的捷克人姆雷納爾日。1967年，姆雷納爾日曾到斯塔夫羅波爾看望過戈爾巴喬夫，而戈爾巴喬夫在當上總書記后，還邀請因“布拉格之春”事件被開除黨籍並流落到奧地利的姆雷納爾日訪問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在擔任蘇共總書記期間，認真閱讀了私下出版物、在外國出版的讀物、僅供內部閱讀或小范圍分發的“非公開”出版物以及獨立作家的“馬克思主義史”叢書，正是這些書中的“事實依據”使他拋棄了黨內關於蘇聯歷史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粗淺和不真實”的看法。戈爾巴喬夫的國際事務助理、歷史學家阿·切爾尼亞耶夫1993年出版了帶有自傳性質的《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一書，詳細記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思想的發展變化過程。他指出，外國讀物對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決策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例如，當戈爾巴喬夫仔細地閱讀了美國人寫的《尼·伊·布哈林》一書后，他就作出了取消對布哈林禁令的決定。1987年11月7日，在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對布哈林個人及其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打開了重新審視以斯大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基礎的整個意識形態的閘門，掀起了徹底重新評價各種價值觀的第一次浪潮。

“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也十分看重蘇共二十大對他們這一代人的影響。1956年，亞·雅科夫列夫出席了蘇共二十大，當時他是蘇共中央學校部的指導員。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他背離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自述說明了這個問題：“常常有人問我，我是什麼時候和為什麼開始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首先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體現，即所謂‘社會主義’的。正是因為我曾仔細研究過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這個教義的‘永恆真理’在我眼裡一年比一年暗淡無光，越來越經常出現疑點和空白點，往日的那種浮想聯翩的色調已明顯地失去光澤。這裡沒有什麼悖理之處，這裡有自己的邏輯。當然，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做的報告，對撥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評價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高度評價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稱之為“從野蠻向文明的突破，是從動物的本能向恢復理智的突破，是從非理性向責任感的突破。它驚動了社會的精神世界，而這是自由的唯一土壤”。

蘇共二十大后，雅科夫列夫申請離開蘇共中央機關去學習。他於1956年至1960年在蘇共中央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部學習，期間他作為蘇聯二戰后第一批四名學生之一，被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經過了在美國的留學生活后，他懷疑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的理論，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更加堅定。他說：“蘇共二十大引起了騷動和各種矛盾的反應，我個人對過去和現在的評價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我是二十大之后去美國的，當時我比較年輕，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頭腦裡已經扎下了關於人的自由的思想。”

在蘇共二十大后，雅科夫列夫的世界觀逐漸發生了轉變，后來發展到完全站到了反對蘇共意識形態、反對蘇聯政治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立場上面。他在國外工作生活的11年（1972年—1983年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不但使他“增加了一定數量的理論知識和實際知識”，而且更加堅定了他對於蘇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日益糜爛，政治體制處於瀕死狀態” 的看法。1983年，戈爾巴喬夫訪問加拿大，回來后不久就把雅科夫列夫調回國內，任命其為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並很快讓他進入自己的私人寫作班子。雅科夫列夫於1985年當上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6年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會和主管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書記，1987年當選政治局委員。他與戈爾巴喬夫一起搞改革，被稱為“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一開始在給戈爾巴喬夫准備發言稿時，大談對黨的忠誠，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以及對祖國的熱愛，但是自己又常常發表一些相反的言論和觀點，並逐漸在改革的思想中體現出來。蘇聯的一些政界人士都指出過雅科夫列夫兩面派的特點，安德羅波夫稱其為“心懷鬼胎的騙子” ，克留奇科夫（前蘇聯克格勃主席）則說他“始終都戴著一副虛假的面具，說一套，做一套”。

1990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蘇共二十八大上談到自己改革以來主要做的三件大事：制定和實行新政治思維、領導為政治鎮壓受害人平反委員會工作、發展民主化和公開性運動。這三件大事都貫穿著一個主題思想，那就是要讓蘇聯從社會主義退回到資本主義制度上去。因為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雅科夫列夫在改革之初大力推行民主化和“公開性”運動就是他顛覆蘇共領導地位、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手段。1990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蘇共二十八大上公開宣稱，改革就是要打斷這個所謂的“極權體制”的脊梁。 在這樣的改革思想指導下，蘇聯亡黨亡國就毫不奇怪了。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所作所為，首先給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人士進行“鬆綁”，讓他們看到了體制變化的希望，同時又讓很多原本相信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年青一代人對其產生懷疑，思想觀念與政治立場發生變化。這兩類人物就是后來成為改革時期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六十年代人”。對於蘇共政權來說，蘇共二十大最主要的影響就是自由化的思想影響，它的致命后果是培育出了導致蘇共瓦解和蘇聯體制解體的反對派。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