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族群政治之鑒

　　在蘇聯及其解體后的語境裡，“族性”究竟是如何在當時蘇聯地區的社會生活中運行的，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季什科夫的視角聚焦於社會轉型。

　　正是因為僵化的蘇聯體制無法適應民族主義運動的挑戰，以至於蘇聯解體被西方標榜為“各民族之勝利”。但實際上，民族主義不過是蘇聯社會全面轉型的一種促進劑，而非全部。作為民族政治學家，在民族問題之於蘇聯解體的影響上，季什科夫同時批判了俄羅斯和西方社會科學家對此的看法，二者都未在事情發生之前對蘇聯解體做出准確預言。按照季什科夫描繪的圖景，蘇聯時期特殊的強國家-弱社會關系，只是蘇聯解體的結構性誘因，而從政客到知識分子，各種社會精英在社會轉型期為爭奪政治利益對族群政治實施的操弄手段，才是蘇聯解體的現實動力。也就是說，真正的問題出現在精英層面。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聯邦獨立之后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終是圍繞著領土、資源、政治權力以及文化展開的，“族性不過是被當作是鞏固團結和進行動員的政治工具”。無論是車臣領導人杜達耶夫關於“俄羅斯帝國統治者偷竊車臣資源”的言說，還是在環境問題上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對抗﹔從土地改革（集體農庄制轉向個體農業）到“通過集體執行的暴力奪取異族的財產”，各地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一方面適應局勢，操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卻也受到由此導致的民粹主義的沖擊。在混合著各種利益的關於主權的爭奪場上，時而呼風喚雨，時而進退失據，在沖突與爭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為贏家與輸家。同時，在季什科夫看來，領導人個人的行為也影響深遠。如果1994年底之前葉利欽肯與杜達耶夫見個面，哪怕僅僅是直接通個電話，車臣問題就可能最終不會發展到那麼糟糕的地步。

　　正如車臣問題一樣，精英操弄族群政治的社會后果之一，體現於后蘇聯時期中亞和高加索地區頻繁發生的暴力族際沖突上，季什科夫也以此為案例展開了分析。

　　中亞地區的5個國家實際上是蘇聯政府通過對民族志進行處理而生產出來的政治實體，它們“意外地且准備不充分地”獲得了獨立。對於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季什科夫總結為“蘇聯民族政策……有助於進行笨拙的工業化和文化扶持，但這種政策的突出矛盾在於，它使處於外圍的中亞可以日益期盼獨立。”在書中，季什科夫觀察的重點是這些國家俄羅斯人的命運。這些人，包括2500萬俄羅斯族和數百萬蘇聯時期的其他民族——上溯到17、18世紀他們的先輩就居住在這裡，在蘇聯解體后突然發現“自己成為自己國家的局外人”，於是，一場規模浩大的移民潮開始了，大量俄羅斯族移出這些國家。

　　對車臣-印古什沖突中的種族清洗行為，季什科夫強調，“在極權主義失效之后的社會中，溫順的大眾受到操縱而卷入族際沖突”的原因，主要是精英的動員。領土爭端、斯大林主義統治的遺產（“被遺棄人民”的情結）、族群精英的政治動員以及奧塞梯族對當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懶惰、陰險、不誠實”等）與戒備心理，都為北奧塞梯共和國發生的種族清洗埋下了火種，並經由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政府的策動而最終發生。

　　在吉爾吉斯的奧什州，1990年在烏茲別克族和吉爾吉斯族之間爆發了“暴亂型沖突”——季什科夫將其定義為“還不是在老謀深算的情境下，或者還未組構成武裝力量，或者還不是前線清晰的有組織長期戰斗的暴亂型或大屠殺型沖突”。這場沖突起源於一種被季什科夫稱為“社會偏執狂”的恐懼社會心理。“焦慮與恐懼狀態，甚至恐慌狀態，顯現於族際暴行的幾乎所有組成事件中。吉爾吉斯族害怕烏茲別克族的程度，與吉爾吉斯族對烏茲別克族的驚嚇一樣嚴重。”

　　在對諸多理論和沖突問題做出分析之后，季什科夫回到現實的對策建議上。在族群政治如此復雜的地區如何才能建設起一個和諧社會，他的看法是需要促進一個多元化社會的生成。在他看來，“族性”之所以能夠成為社會沖突的原因（換而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為“問題”），在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的濫觴。顯然，和諧社會的政治敵人是民族主義，而多元化社會恰是遏制民族主義的良藥。

　　多元化社會的建設首先需要解決理論問題，需要“拆解舊學說並尋找新規則”，特別是要消除俄羅斯是“一個專制的、以俄羅斯族為主導的中央”的帝國主義之說，新的國家學說必須強調“俄國並非俄羅斯族的‘民族國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獨佔財產”。在國家構建的過程中，需要促進雙重的忠誠，一個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員，也可以是俄國人的一員，兩者並不相互排斥。在實踐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須“在非暴力階段調節族性”，為族群沖突提供預防性干預。具體做法是要通過聯邦制分權、加強地方自治等手段促進文化平等，縮小族群之間結構性差異，避免貧富懸殊，唯此方能令俄羅斯擺脫族際沖突。

　　作為一家之言，季什科夫盡管在書中未置一詞，但其實際應用的理論范式主要是資源動員理論。這造成了本書明顯欠缺對社會形態的詳細分析，由此涉及到一些懸而未決的重要理論假設：民族主義是否完全是由精英操弄的政治游戲，民間社會是否在運動之中只是一群被動野蠻的烏合之眾？沒有大眾人心思變的共識，民族主義又如何能夠成為促發社會變革的熾熱火焰？這些問題，卻非季什科夫單一的自上而下的視角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