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現代化何以長路漫漫三百年

　　目前，我國的改革正進入攻堅階段，我國現代化的進程也發展到了一個重要關口。當此之際，俄國現代化的歷史越來越多地吸引了我國學界的注意力。恰在此時，出版了左鳳榮、沈志華兩位教授的《俄國現代化的曲折道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這是當前我國學術界所少見的一部內容涵蓋俄國現代化全程的學術著作。它上自彼得一世改革，下至梅德韋杰夫重啟的現代化進程，追溯了俄國現代化上下300多年的歷史，臧否了這期間一系列現代化變革的成敗得失，總結了俄國現代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可以說是一部有關俄國現代化的大視野、長時段的歷史著作。難能可貴的是，它敢於面對歷史真實，深入揭示俄國現代化的要害問題。這本書猶如吹進我國現代化研究領域的一縷春風，讓我們清醒，讓我們耳目一新，讓我們看清了俄國在現代化的問題上的教訓。讀書不在多，而在真，該書的特點就在於真，它所呈現出來的俄國現代化的真實歷史，會讓我國讀者受益多多。


　　西方國家大多以“自然歷史發展型”的方式，率先實現了現代化，成為影響世界歷史發展的主導力量。那麼，東方和半東方國家怎麼實現現代化，怎麼走這條現代化道路？這一直是人們普遍關注和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在所有進行過現代化實驗的東方和半東方國家中，對我們最有典型和現實意義的，恐怕莫過於俄國的現代化問題了。由於這個北方鄰國同我們有著歷史上切不斷、理還亂的聯系，再加上我們兩國在社會歷史方面的某些相似性，這使我們對俄國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對其革命抑或改革的實驗和經歷，多年來一直興味未減。《俄國現代化的曲折道路》一書，打通俄國整個現代化進程的整個歷史，通覽俄國現代化的全局，把沙俄、蘇聯和目前俄羅斯的現代化問題一一展示在讀者面前，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幅俄國現代化歷史的真實畫面，從而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俄國的現代化之路，從18世紀初彼得一世改革算起，已走過了300年，從沙俄帝國到新俄羅斯，大大小小的改革不下10次，啟動現代化航程的次數也有三五輪了，但至今仍未完成現代化的任務。俄羅斯的現代化道路曲曲折折，歷時長久，付出的代價極為慘重。我們可以從俄國現代化的曲折歷程中看到：


　　第一，俄國的現代化進程往往受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兩大勢力的困擾。


　　俄國從 18世紀初的彼得一世改革，到20世紀初的斯托雷平改革，200年間的現代化道路崎嶇不平。曾經歷過亞歷山大一世時期斯佩蘭斯基憲政改革計劃的失敗，也經歷過斯托雷平因改革觸犯封建保守勢力和未能滿足革命激進主義，而遭遇暗殺之禍。彼得一世曾受到大貴族保守勢力的頑固抵抗，以至於大開殺戒，血腥鎮壓了射擊軍的反抗，甚至發展到放妻滅子的地步。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改革農奴制時，由於向地主保守勢力讓步，實際把改革變成了對農民的某種掠奪，結果，從1861年到1911年的半個世紀中，激起革命運動連綿不斷。正如列寧十分欣賞的一句評論所說，“1861年沒有能夠防止1905年”。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制改革，使俄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之路，但到頭來，他本人未能擺脫被暗殺的悲劇命運。


　　在俄國這樣的封建專制國家，落后的小生產佔優勢，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這兩種思想勢力和潮流，是極其強大的。由於封建地主和農民是當時社會上的兩大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尚沒有足夠地發育、成長起來，所以在改革中，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它還沒有成為一股有足夠影響力的決定性力量。這種情況，就形成了社會上兩大力量的較量：一方面是代表封建專制統治的保守勢力，另一方面是代表農民革命要求的民粹主義勢力。而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所代表的改革勢力雖也有一定發展，但在上述兩大勢力的角逐中往往不勝其力，站不穩腳跟。往往因為統治者中的保守力量強大而遭到挾持，造成改革不徹底，並貽害於人民大眾。


　　第二，斯大林模式的現代化道路，是革命激進主義同俄國專制集權和國家主義傳統的結合。


　　正如《俄國現代化的曲折道路》一書所總結的，俄國的現代化一直是國家主導型的現代化，呈現的是一個矛盾的進程：一方面，俄國在經濟上學習西方，引進先進的技術﹔另一方面，又不斷強化專制制度，企圖利用國家的行政力量推進現代化的進程。由於現代化主要服務於富國強兵，不能惠及百姓，因此，俄國下層的激進主義情緒強烈，崇尚自然經濟，多有反商品情緒，也看重公社的土地公有，企圖繞過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斯大林模式的現代化，顯然承襲了歷史上專制集權和強國強軍、重視軍工的國家主義傳統，又繼承了俄國激進主義的反商品、反資本主義情結，推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超階段思想。這種現代化的模式和路徑，漠視民生需要，也忽視民眾和社會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片面強調國家政權的主導性。


　　斯大林強調重工業、軍事工業優先，但重工業投資期長，效益差，斯大林則通過“集體化”掌控農業和農民、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來取得發展資金。斯大林過分追求超高速度，造成社會經濟極度緊張。這就引起社會的不滿、農民的反抗，也激起黨內不同意見的反彈。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斯大林採取了一連串的整肅、清洗，鎮壓運動一波接一波，造成近百萬人被殺害，幾百萬人受迫害，數千萬人遭牽連，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政治代價。同時，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摧殘，引起農業長期不振，影響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的民生問題。甚至發生了 1932—1933年、1946—1947年兩次大飢荒，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這種模式的現代化道路如此慘烈，不得人心，最終被拋棄，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自我封閉、隔絕於世界文明之外的現代化道路難以持久。


　　蘇聯時期的現代化，尤其是斯大林時期，確實取得了很大成就，蘇聯成了歐洲第一強國，世界第二強國，並成為戰勝德國法西斯的主力。但是，由於蘇聯既不存在市場經濟，又缺乏政治民主，脫離了世界文明的大道。以工業化取代現代化，讓國民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沒有可持續性。


　　蘇聯的現代化是自我封閉的，脫離了世界市場的競爭，拒絕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蘇聯以及戰后與東歐國家建立的經互會，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由於脫離了整個世界經濟，缺乏競爭，產品質量低下﹔沒有運用、轉化科技成果的動力，造成蘇聯可以把人送到宇宙，卻滿足不了民眾最基本的日用品需求。蘇聯不斷批判“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文化，連愛因斯坦“相對論”都不承認，這種自我孤立於世界文明之外的現代化模式，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第四，“趕超型”發展道路，充滿矛盾和不平衡性。


　　作為一個落后國家，“趕超”始終是俄國現代化的目標。俄國現代化起步晚，要追上西方發達國家，“趕超”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這條“趕超型”現代化道路包含著各種不平衡性和尖銳矛盾，“這種趕超型現代化是由國家政權主導並以強制手段直接推動的，因此，經濟和社會表層生活中的進步經常是以政治生活領域的停滯以及巨大的社會損失為代價的”。


　　俄國的現代化改革，始終充滿著有限的西方化目標和普遍東方化手段之間的矛盾﹔表面生活的西方化與內部結構東方化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著城市和鄉村、邊緣和中心、上層和下層、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封建宗法制度與新生資本主義關系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到蘇聯時期，這些矛盾和沖突隻不過變換了形態，由於“趕超”更變本加厲，變成了“大躍進”，矛盾和沖突更尖銳，付出的代價更大、更慘烈，《俄國現代化的曲折道路》一書對此有深刻揭示。


　　俄國和蘇聯歷史上的現代化問題，對當今的俄羅斯仍有影響，經濟結構不合理，嚴重依賴資源的狀況仍未改變，直到2011年能源和礦物產品的出口，仍佔其全部出口額的72.2%，而機器設備的出口卻隻佔4.6%﹔官僚主義嚴重，民眾與政府之間仍存在鴻溝，當局與社會缺乏充分對話﹔兩極分化問題日趨嚴重，造成民眾對現代化冷漠﹔特權制度帶來的嚴重腐敗猶存，社會並未形成反對貪污腐敗的氣氛，這嚴重妨礙著當前俄羅斯現代化的進展。2009年秋，由梅德韋杰夫開啟的俄羅斯全面現代化之路命運如何，能否擺脫窠臼，走出一條新路，值得關注。


　　我認為，《俄國現代化的曲折道路》對我們目前進入攻堅階段的改革和現代化事業，提供了諸多有益的啟示，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