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2日上午，我收到肖楓先生來電，由於多年未聯系，有點意外。他告訴我，計劃寫一本15萬字的書，題目是《蘇聯解體我的解讀》，簡潔明快地回答有關蘇聯解體的一些基本問題。
他還說：“習近平同志最近號召‘領導干部要學點歷史’，如何看待蘇聯解體，將是我們學習歷史的一個重要而長期性課題，需要有一批相應的著作才行。盡管我已74歲，身體不如過去了，但還是想為此盡份力，於是想到寫這本書。”一位老學者的赤誠之心，可見一斑。
我是在2000年和肖楓先生認識的。那時，我正在主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些課題的研究，為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變化，特別是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邀請他參加了當年10月中央黨校舉辦的“四個如何認識”高級研討班，因為此前我知道他主編過《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並剛撰寫了《兩個主義一百年》。當時胡錦濤同志親自參加了兩天的研討會。肖楓先生曾多次在會上發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后來，他陸陸續續發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我都十分關注，有的他還寄給我看過，我們黨校的有些活動也請他來參加。真是有緣，這次他希望我為這本書寫個序言，我毫不猶豫就一口答應了。
蘇聯解體，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悲劇。去年正值這場悲劇發生 20周年，國內外許多學者對這場悲劇的經驗教訓，發表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對於這麼大的一件事，討論中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大凡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要形成統一看法是很難的。
肖楓先生是什麼看法呢？這是我很關注的。關於蘇聯解體原因問題，他有個觀點很有道理，這就是要堅持“合力論”與“重點論”相統一。這次在《蘇聯解體我的解讀》中，他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
肖楓先生說，重大歷史事變必是一種“合力”的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說：“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像蘇聯解體這麼重大而復雜的事變，必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對蘇聯解體的研究應從整體上把握，統籌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盡量避免瞎子摸象。他說，人們不否認蘇聯解體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舉出十幾種、幾十種原因。諸如“戈氏葬送說”、“和平演變說”、“民族矛盾說”、“體制僵化說”、“黨內危機說”、“
腐敗層自我政變說”、“群眾拋棄說”、“背叛馬列說”、“僵化教條說”，等等。從“合力論”的觀點看，上述每一“說”都可能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它們不是相互排斥的。其實，鄧小平說的“四不”即“不堅持社會主義，不
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講的就是導致“死路”的“合力論”。
同時，肖楓先生說，堅持“合力論”當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應區分主次。就“外因”、“內因”而言，內因為主，蘇聯是自毀長城。在紛繁復雜的各種內因當中，也應區分主次。他說：“現在這方面的分歧不小。我認為，執政黨自身的問題，體制制度問題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一是黨的原因。肖楓先生說，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執政黨出問題，是全局性致命性的。黨是一切問題的總根源。蘇聯解體的進程表明，直接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將“改革”變成“改向”，使蘇共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危機，喪失了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最終遭民眾拋棄。這樣的黨沒法不亡。汲取蘇共教訓，鄧小平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二是制度原因。肖楓先生說，制度體制問題也是全局性根本性的。按鄧小平的說法，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從蘇共和蘇聯歷史看，74年間領導人換了好幾茬，新的領導人也有意解決前人的問題，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這說明執政黨本身的問題，歸根到底也要從體制和制度上去找原因，而且執政黨的問題本身也是整個體制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隻強調黨的問題而否定體制問題的根本性。
講到體制問題，勢必要涉及對斯大林模式的看法。肖楓先生的觀點是，蘇共變質，經歷了從量變到質變、從部分質變到整體質變的長期而復雜的過程。總體看，是先“左”后右，是長期的“左”發展到后期的右，最終導致蘇共變質和蘇聯解體。蘇共在國內建設上，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與其說是右的修正主義，不如說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條主義。總體看還是指導思想上看近了共產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高估了社會主義，忽視了封建主義，從而扭曲和僵化了馬克思主義。他還說，對蘇共變質過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蘇共二十大為“界標”，似乎此前蘇共都是正確的、沒有蛻變問題，而此后蘇共就突然變質了。雖然蘇共二十大之后的問題很多很嚴重，但從歷史根源上講，許多問題是不能不追溯到斯大林時期去的，歷史是不可人為地割斷的。事實上蘇聯的整個政治經濟體制，形成於斯大林，死亡於戈爾巴喬夫。
西湖邊的雷峰塔突然倒了下來，挖掉支撐它的最后一塊磚肯定是直接原因，但此前日積月累地腐蝕著這座塔基的諸多歷史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蘇聯這座大廈頃刻之際就倒塌，也是這樣的直接原因和長期深層根源雙重作用的結果。
在主持編寫《科學社會主義概論》的過程中，我也多次講過類似的意見。最后，我們課題組的意見是這樣表述的：“蘇聯東歐劇變，是20世紀下半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蘇東劇變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從歷史原因來說，蘇東國家在思想理論、體制制度上長期處於僵化狀態，使社會主義逐漸失去了應有的活力﹔從現實原因來說，蘇東國家從擺脫僵化又走向了自由化，思想理論的混亂導致政治上混亂，從而失去了社會發展基本准則和方向。深入研究蘇東劇變的教訓，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意義重大而又深遠。”“蘇東劇變以后，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都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並對實現、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提出了一些新思考。蘇東劇變給我們留下的教訓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點：一是社會主義必須在改革中發展和完善，但改革不能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不改革會葬送社會主義﹔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也會葬送社會主義。二是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黨的自身建設跟不上人民和時代的要求，黨會被歷史潮流所淘汰﹔放棄共產黨的領導，黨和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走向自我毀滅。”我們的看法是，“制度”和“黨”是兩個關鍵問題，“僵化”和“自由化”都會葬送社會主義、毀滅黨。因此，我比較同意肖楓先生的意見。
肖楓先生在這部著作中，還有許多經過長期思考、深入研究、反復斟酌的觀點，值得我們大家重視。這就是我為什麼願意為他作序的原因。
最后，我希望讀者也能夠喜歡這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