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主要依據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重要標志，實現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轉折。我認為，對於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可以從以下七個方面進行研究：

從政治上看，遵義會議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和黨內重大問題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建立后，起初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的統一領導。長征中由於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失去電台聯系，遵義會議是第一次沒有受到共產國際干預的重要會議。1963年9月，毛澤東在同外賓的一次談話中說：中國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以前的中共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將共產國際實際上也就是蘇聯共產黨的指示貫徹實施的歷史。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代表給了中國共產黨許多幫助，對此應當肯定。但是，由於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其錯誤指導也給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帶來許多消極影響。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階級關系以及革命道路等問題提出一系列錯誤論斷。“左”傾教條主義者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失敗的切膚之痛，推動著中國共產黨從“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下解放出來，認識到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思想路線的重要性。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標志著黨經歷了曲折的道路，終於走向成熟。

從組織上看，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長征中，誰的意見正確、誰的主張符合中國革命實際、誰的智慧能夠帶領黨和紅軍擺脫困境、走出危局，大家就自覺贊成誰的主張，誰就能夠起到核心作用。從長征開始，能夠符合上述條件的中央領導成員非毛澤東莫屬。毋庸諱言，遵義會議，在組織形式上毛澤東並沒有擔任中央總書記、或者在中央“負總責”。但是，由於毛澤東領導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由於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豐富經驗，由於他總結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軍事原則已經為中央領導集體所公認，特別是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長征中多次提出的軍事主張，以及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已經被遵義會議所接受、被中共中央所肯定，因此毛澤東在中央已經處於核心地位。會后，毛澤東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進入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標志著遵義會議關於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決策的最后完成，標志著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時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曾指出：“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行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隻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鄧力群：《介紹和問答——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頁）

從思想上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思想已經在中央佔據主導地位。從八七會議開始，毛澤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開拓者、實踐者、推動者。在一段時間內，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時候，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還不為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所了解和認識，隻有在經過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長征初期的挫折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的思想才為中央領導機關所接受。延安整風運動以前，長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吳亮平曾經和毛澤東討論過同“左”傾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作斗爭的問題。吳亮平回憶說：在延安時，我問毛主席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能否早些進行呢？毛主席說：怕不能，因為事物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錯誤有一個暴露的過程。如果早一兩年，譬如說，第五次反“圍剿”初期，雖然我們已經看出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但是他們還能迷惑不少干部和群眾。如果那時進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那麼黨內會發生分裂。首先必須照顧革命大局。隻有經過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第一階段的嚴重損失的反面教育，絕大多數干部的認識提高了，認識一致了，在這樣的條件下，遵義會議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吳亮平：《永遠銘記毛主席關於戰斗的唯物主義的教導》，1979年第1期《紅旗》雜志）

從軍事上看，當時黨和紅軍面臨的最迫切的是軍事問題，而在中央領導成員中，毛澤東最熟悉軍事問題。從井岡山的斗爭、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到紅軍三次反“圍剿”，毛澤東逐步發展成為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家、部署和指揮具體戰役戰斗的行家裡手。毛澤東領導紅軍三次反“圍剿”勝利后，關於紅軍作戰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和軍事原則已經形成，並成為紅軍作戰的經典﹔他在長征中提出的挽救危局的一系列軍事主張，已經得到遵義會議和中央的充分肯定。遵義會議后，經過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爭論，毛澤東感到在軍情緊急的情況下，爭論太多必然會貽誤戰機，軍事問題必須集中統一指揮，臨機決斷，建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中央政治局遂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亦稱“軍事指揮三人小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等）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在長征的情況下，軍事問題是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第一位的重大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共中央的安危和中國革命的前途。因此，根據中央政治局授權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是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機構。

從經驗上看，毛澤東經歷了黨的各個歷史時期，具有豐富的多方面的實踐經驗。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他參與黨的創建工作，是中共一大代表，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中共三大上任中央局成員、中央局秘書，會后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具有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工作的經驗。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連任兩屆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曾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具有從事國共合作的經驗。大革命時期，任中共第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大力開展農民運動，具有領導農民運動的經驗。大革命失敗后，在八七會議上強調武裝斗爭的重要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央特派員和前委書記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具有領導武裝起義的經驗。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任前委書記和紅四軍黨代表、前委書記和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和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具有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經驗。隨著土地革命戰爭的發展，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主席，具有治黨治軍治國的經驗。在黨的建設、開展武裝斗爭、創建和發展紅軍、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地、指揮革命戰爭、領導經濟工作、進行理論創新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從實質上看，在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毛澤東任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決策，決定著黨和紅軍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前進方向。在遵義會議后建立的中共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軍事指揮“三人團”，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擔負著最重要的軍事領導工作，為黨和紅軍突出重圍、走向勝利殫精竭慮。在最高政府領導機關，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以此名義發布政令、法令，並向沿途的各個地方實力派和少數民族發出布告和各種政策，被中國各界和世界視為中國共產黨第一號重要領導人。因此，遵義會議之后，僅僅從毛澤東擔負著的中央黨政軍領導工作的重任來看，他也是名副其實的中央黨政軍主要負責人。

從發展上看，長征到草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分工，由毛澤東主管軍事工作。長征到達陝甘地區后，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上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在洛川會議上，決定建立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於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的指示，標志著共產國際對於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確認。在整風運動中，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歷史証明，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經受住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檢驗。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