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墨馥
薩空了在張家口觀看軍事演習（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薩空了陪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參觀民族宮展覽（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一九六四年薩空了與烏蘭夫在蒙古包內交談（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第五屆政協第一次會議薩空了在民盟小組會上（照片由民族出版社提供）
翻開薩空了的簡介，內容十分驚人。他曾任多家知名報紙的記者、編輯、主編及經理，新中國成立之后，歷任新聞總署副署長、新聞總署新聞攝影局局長、出版總署副署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創建民委下屬數家單位並主持工作等等。在這些成就背后，是過人的智慧、堅定的意志和全身心的奉獻。
從《立報》開始
初接觸《立報》，薩空了先接手了副刊《小茶館》，一年后，於1936年正式任《立報》總編輯兼經理。這張小報的稿件，薩空了是這樣組織的：“對於國內外新聞，在各通訊社稿件基礎上，摘取其主要內容，變成簡明扼要的消息﹔需要發詳細內容的稿件，重新編寫，力求文字簡潔﹔對於當地的重要新聞或社會新聞，花大力氣派自己的記者去採寫﹔對一些吸引各界讀者注目的社會新聞，則採取抓住不放的辦法。”
《立報》對於中外矚目的“七君子案”就做了突出而持久的報道。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四人聯名發表了公開信《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得到了毛澤東的響應，他代表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給四人回信，表達了合作的意願。《立報》對於自己報道的方針也更明確了：“團結、動員各階層愛國人士共同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報》對之后救國會的抗日活動加大了報道力度。這些活動直接刺激了國民黨當局，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逮捕了救國會的七位領導人。得到消息時，當天的《立報》開印在即，來不及了解情況，薩空了決定先發消息，讓群眾知道七人被捕之事。當天的《立報》發售之后，引起了全國的關注、震驚與反應，國民黨當局必須對這次逮捕行動進行說明並且按法律辦事。以后，《立報》每天都要報道相關消息。
《立報》在上海終於打開了局面，成為小報中銷路最好的一個，為促進聯合抗日作出努力。但是很遺憾，1937年，上海淪陷，《立報》也不得不停刊。
1937年末薩空了隻身到香港，適值潘漢年與廖承志在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辦事處的工作。他們一直關注並認可《立報》，以共產黨的名義投資三千元港幣，支持薩空了把《立報》再辦起來。1938年4月1日，香港《立報》創刊，薩空了擔任總編輯和總經理。薩空了在發刊詞中寫道：“香港《立報》在經濟方面，雖然和上海《立報》是兩個不同的組織，精神方面卻完全一致。”
副刊《言林》經常宣傳來自共產黨和陝北根據地的進步思想，還刊登一些特約航訊反映共產黨的聲音。一些敏感的青年從《立報》得到進步信息，就主動跑來，要求去陝北參加抗日運動，希望《立報》提供支持。薩空了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當時的情況：“我把這些情況向廖承志同志反映了。經過他們研究決定，讓我作初步考察工作，然后把這些青年人介紹給廖承志同志，再由他介紹給廣州，由廣州的同志安排他們去延安。”一批革命青年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到了延安。
香港《立報》創刊不到半年，薩空了與親近國民黨的成舍我在立場和觀點上發生了分歧，薩空了決定離開。當時正在為抗日運動奔走的杜重遠為了建設抗日大后方，已經三渡天山去過新疆，他向薩空了解釋：新疆的督辦盛世才已經打出抗日的旗號，還可以得到蘇聯的援助。他們輾轉漢口的時候得以會見周恩來和葉劍英，得到了周恩來的肯定。后來杜重遠曾代表薩空了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但周恩來表示他們現在在黨外，比在黨內更方便工作。
周恩來的這句話后來得到應驗。1941年，鄒韜奮代表救國會、廖承志代表中國共產黨找到當時在香港的薩空了，希望他在香港參加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前身是統一救國同志會，由三黨、三派組成，薩空了作為其中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成員接受了這個任務，出任督印人。創辦《光明報》，是因為當時國民黨不承認除了國共兩黨外，中國還存在其他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在重慶沒有公開宣布的可能，因此決定在香港辦一份同盟的機關報，宣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同時為今后的宣傳工作准備輿論陣地。在刊行之初，就提出“國內如有力之黨派難抒發其言論，而大多數之國民顧未得自建其言論機關，本報願貢獻國人為言論抒發之公共園地，凡無背上列原則者悉為刊載”的原則。為避開新聞稿送檢被扣發的危險，《光明報》以廣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國政團成立宣言》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兩個重要文件，驚動了國民黨當局，香港政府在壓力下多次對《光明報》的稿件進行扣壓和刪改，報紙常常“開天窗”。
雖然《光明報》經歷了多次停刊與復刊，薩空了在香港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1948年，他擔任中國人民救國會和民盟南方總支部國外關系委員會的工作。為了讓境外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從香港回到內陸、再輾轉到北平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薩空了奔走於駐香港的英國政府。負責這一系列工作的有廖承志、潘漢年、范長江等人，由薩空了出面聯系英國政府機構租用船隻。這樣的安排有幾個優勢：薩空了的英語比較好，也不是太知名人士，最重要的不是共產黨員。結果，一批由上海轉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通過這條水路抵達了解放區，為召開政協會議做准備工作。1949年6月，薩空了在北平協助胡愈之創辦《光明日報》作為新中國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他出任秘書長，同時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薩空了與鄭振鐸的女兒鄭小箴結婚，他們育有兩女一子，名字分別為薩新旗、薩社旗和薩共旗。1962年，薩空了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薩空了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那時薩空了的身體很不好，1972年6月，他通過了斗私批修檢查，被允許回北京治病，兒女去車站接他的時候根本沒認出來：“頭發全白了，特別瘦，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樣子。在湖北鑲的牙特別難看，全都齜著。當時他是65歲，看著像七八十歲的人。走路抬不起腳，一點點往前蹭。走幾步就得休息一下。”他的兒女現在仍收藏著27份斗私批修材料。
薩社旗畢業選擇工作時有三個方向：去醫院、當教師和當工人。在征詢父親的意見時，薩空了讓她去當工人，“現在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當薩社旗得到入黨機會時，薩空了非常支持，“我父親對子女的政治生活還是很關注的，他對黨十分信任。”
新中國民族事業的踐行者
薩空了出生於成都的一個蒙古族家庭，從小在南方生長，與蒙古族沒有太多接觸，從沒公開自己少數民族的身份。新中國成立后，在一次與李維漢的談話中提到自己是蒙古族。1950年，薩空了作為中央西北訪問團副團長赴西北5省考察慰問，李維漢在車站對薩空了說：“你從現在起就恢復蒙古族的身份吧！”那次慰問，薩空了見到了蒙古人，嘗到了奶食品，觀看了那達慕，初次體會少數民族的生活。這也是他的民族工作的開端。
這個時期，薩空了接受了一個任務，組建一個演出團代表國家形象去各地演出，成員要由各民族組成。當時各民族最優秀的藝人被召集起來，包括刀美蘭、崔美善等等民族精英，這就是最初的民族歌舞團。據他的兒女回憶：“父親平時不怎麼在家，我們跟他沒有太多的接觸，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小時候到了周末，趕上民族歌舞團審節目，父親就會帶著我們去。我們對當時的演員都特別熟悉。”
1952年，國家為使“今后整個少數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決定創立民族出版社。出版社的籌建工作是在原中央民委參事室的基礎上進行的，通過改進編譯出版方面的工作，使其符合專業出版社的建制和需要。中央批准建立民族出版社不久，周總理便任命薩空了為出版社社長。
1953年1月15日，在椅子胡同的原參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著椅子來到東跨院的一個大房子裡，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會就在這裡舉行。當時在畫刊組的林國志回憶說：“那天是第一次見到薩空了。對於當時二十多歲、剛參加工作的我們這幫小年輕來說，那是個大人物。解放前是知名的辦報人，現在是出版總署副署長。見他的心情，不亞於那些去朝聖的人。”
成立大會很簡單，沒有重要官員參加，全部是“自己人”。大家圍坐在屋子裡，薩空了站在前面，宣讀了中央成立民族出版社的通知以及建立出版社的宗旨。在林國志的回憶中：“他講話從來不坐著，都是走來走去的，也不用講稿。我們特別喜歡聽他講話。他的眼界很高，對局勢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些天天關在屋子裡的人，聽他講話特別長見識。”
民族出版社建社的當年，出版物品種就已達140多種，超過了參事室時期所出圖書種數的總和。除了翻譯出版政策文件和《人民畫報》民文版副冊外，還為朝覲活動准備了中、阿、英三文種對照的《中國穆斯林生活》，在出版當年，就發行到38個國家。
民族出版社靠國家撥款來經營，薩空了在開門辦社之初就說：“我們出書越多，虧損越大，就說明我們工作得越好。”當時出版社出版的書刊大部分是從漢文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如果按漢文出版的稿酬辦法來計算，國家撥款的絕大部分都要用於支付著作和翻譯稿費。1953年3月，薩空了向出版總署和民委提交了報告：“凡從漢文編著的圖書和從外文譯成漢文的圖書，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時，目前對漢文編著者和翻譯者免付著作權報酬。”這個報告很快得到相關部門的批准，成為全國各民族出版機構制訂稿酬制度的一個法定准則。后來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對這個問題做了進一步明確規定。這個解決方法使有限的資金可以用於出版更多圖書，迅速推動了民族出版事業的發展。
薩空了對於選題工作是非常重視的，規范了選題由申報到確定的各個步驟環節。當遇到好的選題時，他會盡全力促成。清朝用蒙古、藏、維吾爾、滿、漢五種文字編寫的辭書《五體清文鑒》，反映了200年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社會諸方面貌，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卻隻存有抄本。當民族出版社的同志向薩空了建議影印出版時，薩空了直接請示了周總理，得到了總理的批示。同時，故宮屬文化部管轄范圍，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正是薩空了的岳父鄭振鐸。“沒有薩空了，這件事是辦不成的。”龐寶光說道。圖書出版后，一時在國內外特別是國際突厥學界引起轟動，獲得了德國萊比錫國際圖書博覽會金獎，這是新中國圖書出版史上的第一個國際金獎。薩空了曾說：“我們做了一件清朝皇帝都沒做到的事情。”
從1955年《民族畫報》創刊，1957年《民族團結》雜志創辦，之后的二十年時間裡，薩空了一直負責具體工作。畫報的每一篇稿件他都會看，甚至標點都會改正。薩共旗回憶當時父親的工作狀態：“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飯，就又出去工作，或者到書房改稿子。連夜送來的稿件，他第二天就改完了。”
“從50年代起，畫報社每年在春節前后，趁記者都在北京的時候召開全體業務人員參加的採編會議，薩社長隻要沒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每請必到，”當時郝純一是從新華社調到《民族畫報》的，“薩社長在會上給大家講國際、國內形勢，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講少數民族方面的情況及宣傳報道中應注意的問題。薩社長說過，在世界上，除了中國，還沒有哪個國家專門為少數民族辦一個畫報。因此我們的任務是光榮的，責任是重大的，要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
薩空了的思路一直是清晰的，他的指令也一向是准確的。“薩社長交代給我們的任務，會解釋得非常清楚、明確，讓我們一下就明白要怎麼做。他沒有架子，常常帶著微笑，心平氣和地講話，但是要求是非常嚴格的，”當時還是青年人的林國志覺得每次與薩空了的接觸，都受益匪淺，“被他訓一頓都覺得舒舒服服的。”
對於青年人的成長，薩空了非常重視。“當年我們白天上班，晚上就去社裡組織的夜校學習，整天混在一起，感情特別好。”幾個當時的年輕人、現在的老先生回憶起當年的事情，還是很快樂。薩空了經常囑咐：“出版社的編制不妨稍大一些，現在國家正處在建設時期，各方面都需要人，我們多吸收一些青年來，經過培養和翻譯實踐的鍛煉，成熟后可留社工作，也可以支援地方。”出版社的干部來自各民族地區，在出版社工作一個階段后，大多數又陸續回到本民族地區，成為民族地區建設的重要力量。
大眾化傳播思想
薩空了在《立報》副刊《小茶館》的“點心”專欄裡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寫道：“這個專欄是獻給‘上層社會的人們’心目中所稱為的‘下層民眾’的，它將努力以淺顯通俗的文字，寫出些有益於他們的思想進步和增進常識的文章。副刊稱之為‘小茶館’，就是希望黃包車夫也能進來坐坐。”
《立報》在發刊詞中提出：“以日銷百萬為目的！”辦一份大眾化的報紙，是薩空了的目標。曾有人說，《立報》是立著看的，“候電車時隨手買來看的，電車上拉著皮圈看的，開電梯忙裡偷閑看的，他們都是立著的。”看《立報》的多是勞動群眾。
“我們感覺到中國報紙大眾化的需要，是因為中國近百年間，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而最大多數國民仍若默然無動於心。根本毛病，即在大多數國民，不能了解本身與國家的關系，人人隻知有己，不知有國。最大多數國民，不能讀報，實為最主要原因。”薩空了的這段分析，一針見血指出了當時國人精神麻痺的病源，“使全國人民覺得讀報，真和吃飯一樣的需要，看戲一樣的有趣，然后，國家的觀念，才能打入最大多數國民的心中，國家的根基才能樹立堅固。”
曾經有讀者在來信中批評一些大報廣告太多，文章也是無關痛痒的話，報價還很貴。而《立報》沒有這些毛病，“隻要省吃一根油條，已差不多夠買一張。”他提議大家都來訂閱《立報》，念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聽。薩空了專門發表了文章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我們同意他的向民間推廣報紙的運動。我們希望能在各地都有抱了為國家社會服務為職志的人，在各地創辦像《立報》這樣的報紙——以賤價賣意識正確的報紙給民眾看，那真是可以救國的。”
而薩空了對於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是在辦《新疆日報》以后：“在北平、上海和香港，我做了十幾年的新聞記者，每天在寫文章發議論，實際上那時我只是一個紙上談兵的書生而已。‘行萬裡路’，對一般知識分子，比‘讀萬卷書’更為重要。因為隻有真的面對了事實，你才能懂得那事實中的問題之所在。”
后來，薩空了在民族工作中貫徹了這個思想。
薩空了一貫認為：一個出版社隻靠少數幾個人關起門來辦，是不會辦好的，一定要打開大門，依靠廣大社會力量，群策群力去搞，堅持群眾路線。這套方法，在今天的出版行業中也仍在使用。
薩空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同時兼任民族出版社和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他在人美社專門成立連環畫編輯室，匯集了當時最有名氣的畫家，將一些經典著作改編成連環畫。人美社的很多優秀連環畫由薩空了帶到民族出版社翻譯出版。說起動因，薩空了自己做出解釋：“中國十億人口中八億是農民，我國版圖內多半數是民族地區，文字難識或無文字，文盲比重大。但是即便不識字的人，對圖文並茂的連環畫也能看懂個大概，如果再有識字的人從旁邊教教，還可以起到掃盲的作用。識字的人拿來看圖，也可以通過美術感染力受到教育，可謂一舉多得。”
1961年，針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少數民族文版翻譯過程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由胡愈之和薩空了分別代表文化部和中央民委兩個系統召集了座談會。國務院和社科院的有關領導、在京的語言專家、《毛選》五種外文版和民文版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學術上，都是非常權威的。薩空了在總結會上對達成共識的一些問題進行了闡述，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關於翻譯原則一直存在著爭論，有“直譯”“意譯”“信、達、雅”等主張，現在達成共識的觀點則是“忠實與群眾化相結合”，也就是說翻譯過來的文字要使讀者能看得懂，能像原著民族的讀者讀原著一樣，心領神會，受到感染和教育。這個原則不僅成為翻譯工作者追求的目標，也成為出版家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