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傳彬
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大后方有三首十分流行的歌曲。有趣的是，它們表現的不僅都是呼喚流亡者打回老家去的同一主題，而且在創作上前后銜接、彼此呼應、貫穿著由哀怨走向奮起的旋律，關系十分密切。
最先出現的是張寒暉作詞作曲的《鬆花江上》。據說這支歌曲的創作，純屬即興。東北因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全境淪陷之后，蔣介石又借口“攘外必先安內”，調集撤退入關的東北軍包圍主張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包圍線縱深遍筑碉堡，命令東北軍嚴密守衛，阻止紅軍北上抗日。紅軍便向東北軍展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聯合起來，槍口對外、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宣傳工作。音樂家張寒暉，當時就是紅軍一個宣傳隊員，每天晚上對著守衛在碉堡裡的東北軍戰士用話筒喊話。針對東北軍戰士“有家歸不得”的思鄉之情，又說又唱的喊話，終於演變成如泣如訴的《鬆花江上》。這支歌引動國恨家仇，激起了東北軍抗日救國的熱情，對促成“西安事變”，推動抗戰大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動員作用。后來，在抗戰初期，著名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又以此歌作為劇情的一部分，在全國窮鄉僻壤上演，更使這支歌廣播全國，點燃了抗日烽火。可以說，《鬆花江上》是抗戰期間流行最廣的歌，也是至今仍然活在人們心中的一首不朽的歌曲。
第二支是端木蕻良作詞、賀綠汀譜曲的《嘉陵江上》。這支歌的創作，完全由《鬆花江上》引起。據端木蕻良對詩人張天授談及此詞的創作動機，有這麼一段軼事:1939年的一天，詩人方殷到重慶北碚探望當時在復旦大學教書的端木蕻良，雙方談興正濃時，端木突然冒出一句話:“《鬆花江上》說出了東北人民切膚斷腸的苦痛，不愧是一支名曲。但我聽著，覺得它哭兮兮的，心中總不是滋味！”方殷就說:“既然如此，那你何不寫一首激昂的歌詞，讓我拿去請人譜曲？”端木答應了。以后，方殷就把端木新寫的《嘉陵江上》歌詞拿給賀綠汀譜曲。
關於《嘉陵江上》的譜曲情況，1978年打倒“四人幫”后，賀綠汀應邀到重慶實驗劇場(原青年館)對文藝界作報告時曾談及。當年，賀綠汀居於重慶，他在接到端木蕻良的歌詞后，研讀之余，十分喜愛，但連日進行作曲構思，都欠滿意。在一個月明之夜，他沿著通往南紀門的街道向河邊走去，直走到珊瑚壩上。踏著河沙和卵石，聽著滔滔的長江流水，他躑躅著，徘徊著，口中情不自禁地吟哦著。忽然，他感到他要尋覓的那種情緒猛地浮上他的心頭了。他不停地哼著剛剛抓住的那串音符，急急趕了回去，當晚就寫出了那支抗戰時期難得的藝術名曲。賀綠汀笑著說:“沒想到我這支《嘉陵江上》，卻譜於長江之濱！好在它們都匯集在重慶。”
《嘉陵江上》與《鬆花江上》都在“江上”，只是江名不同而已。《嘉陵江上》雖也有憂傷與徘徊(如“一樣的流水，一樣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的唱段)，但基調卻是悲憤與昂揚，而不是低沉與無奈。《嘉陵江上》流行的普及程度雖不如《鬆花江上》(《嘉陵江上》音域較廣，不易唱)。它的藝術生命卻特強，不僅當時成為歌唱家演唱會的保留節目，如今音樂院校招生，《嘉陵江上》仍是測定考生天賦、技巧、功力的常選歌曲。
第三支流行歌曲是劉雪庵譜曲的《流亡三部曲》。《流亡三部曲》的創作動機，與《嘉陵江上》相仿。這一點，從三部曲的組合結構上就明顯地表現出來:第一部曲沿用《鬆花江上》的詞曲，第二部曲寫流亡者的思考與覺悟，第三部曲是奮起戰斗的號召。《流亡三部曲》的創作時間和《嘉陵江上》似亦相近，當時大后方許多學校的音樂老師在1940年前后都曾教唱此歌，在學生中相當流行。
第二部曲緊接著《鬆花江上》的離鄉背井寫起:“泣別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黃河長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蕩，我們也無處流浪也無處逃亡！哪兒有可愛的故鄉？哪兒有年老的爹娘？無數榮華轉眼化為灰燼。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財產毀滅！聽，炮聲又響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分什麼窮的富的，分什麼男女老少，敵人殺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
第三部曲呼喚人們走上戰場:“走，朋友，我們要為爹娘復仇！走，朋友，我們要為民族奮斗……”詞語鏗鏘，曲調流暢，易記易唱，《流亡三部曲》不失為一支優秀的抗戰群眾歌曲。
《流亡三部曲》的曲作者劉雪庵，是抗戰前后一位活躍的作曲家，作過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由潘孑農作詞的《長城謠》(“萬裡長城萬裡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流傳最廣且久。也是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演唱會上為數不多的抗戰名曲之一。可惜新中國成立后在“極左”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劉未能展其所長，默默而終，許多人漸漸淡忘了他的名字。據說《流亡三部曲》也成了他遭受批判的作品，批評家們竟把他“分什麼窮的富的……到頭來都是一樣”的歌詞說成是“宣揚階級調和論”，“缺乏階級觀點”﹔而其實，那是符合黨當時提出的“全民抗戰”(鄒韜奮當時辦了一本著名的刊物，即以《全民抗戰》作刊名)觀點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