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在這裡集會，隆重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追思和緬懷他為黨和人民建立的豐功偉績，學習和弘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在這裡，我代表全省黨史工作者對習仲勛同志的親屬表示深切的慰問！
習仲勛，原名中勛，1913年10月15日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春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當局關押，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初，習仲勛受黨組織委派到西北民軍甄壽珊部做兵運工作，后被楊虎城改編為警備三旅二團一營，任中共營委書記。1932年4月，習仲勛與劉林圃等人領導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
1933年，中共陝西省委派習仲勛到達耀縣照金地區，與劉志丹等同志開辟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8月，在紅二團南下失敗，中共陝西省委遭到破壞，國民黨當局圍攻照金的關鍵時刻，習仲勛與特委書記秦武山主持召開了陳家坡會議，做出了統一三支紅軍領導，不打大仗，積小勝為大勝，堅持陝甘邊的正確決策。照金蘇區陷落后，他與劉志丹等人開創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同時，恢復了照金蘇區。先后任革命委員會主席、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參與領導蘇區的游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多次“圍剿”，在不斷排除內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擾中，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探索性、開創性的工作。
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統一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勛為中共西北工委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在錯誤肅反中被關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陝北后，他們才得以釋放，從而挽救了這塊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戰爭前線的出發點。
1936年1月，習仲勛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關中，任特委書記、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守衛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達6年。他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組織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斗爭，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年1月，毛澤東同志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並表揚他“年輕有為”。同年2月，他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為邊區經濟的發展，為“三三制”政權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很大成績。在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他敢於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一大批干部和群眾。
1945年6月，習仲勛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其間，曾擔任爺台山自衛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治委員，參與指揮了著名的爺台山自衛反擊戰，取得了反頑斗爭的重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第一野戰軍副政治委員等重要職務，組織策動了國民黨陝北保安團隊起義，接應中原突圍的王震同志率領的三五九旅勝利返回延安。
解放戰爭初期，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和陝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習仲勛協同彭德懷指揮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同十倍於我軍的胡宗南部作戰，先后取得了延安保衛戰、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的勝利，以及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猖狂進攻，保衛了黨中央、保衛了毛主席，實現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到戰略進攻的轉折。中央小河會議后，習仲勛身兼數職，既要負責軍隊政治工作，更要以極大的精力統籌西北的地方工作，尤其是支前、土改和城市接管工作，為解放大西北作了重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從實際出發，積極穩妥地領導了西北地區五省一市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大膽而妥當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團結爭取了一批少數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他為鞏固新生政權，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付出了艱辛努力，表現出了卓越的領導才能，毛主席稱贊他“爐火純青”。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9年4月，習仲勛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范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他仍然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徹底平反。
1978年4月后，習仲勛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黨中央的贊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習仲勛主導了深圳、珠海、汕頭等經濟特區的建立，開創了廣東工作的新局面，使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
1980年9月，習仲勛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后又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了許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其間，他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長期致力於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正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強工、青、婦群眾組織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1988年4月，習仲勛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主持了多部法律、條例的審議，參加了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93年3月，習仲勛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依然關注著黨和人民的事業，他還多次撰寫革命回憶錄，接受黨史工作者的採訪，為西北地區的黨史研究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習仲勛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他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和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最危難的時期，他和他的戰友所創建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在我們黨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他主政廣東，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開啟改革開放先河，為黨和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創造了寶貴經驗。他在黨的革命史和改革史上作出了特殊貢獻，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歷史資源。作為黨史工作者，我們一定要深入研究他光輝戰斗的一生，傳承發展他的偉大思想，弘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實際行動扎實做好本職工作，為建設“三個陝西”提供精神源泉和智力支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