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方 苞
1978年4月，習仲勛同志從北京來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當時，正在召開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他剛到廣東即在大會閉幕式上講話。那時，領導人在大會上講話都是念稿子的，生怕有半點差錯。他講話不用稿子，敞開心扉，率真朴實，觀點鮮明，實事求是，生動活潑。
仲勛同志的傳奇故事和所受的冤屈，我們略知一二，他被錯誤審查十多年，剛恢復工作，就敢於放開來講真心話，很受大家敬重。他給我們的第一印象，一個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的人﹔一個無私無畏，講真話、干實事的人﹔一個敢說、敢干、敢於擔當的人。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大家希望早日徹底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早日把經濟搞上去。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仲勛同志和新一屆廣東省委上。
說干就干 要講求實效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勛同志第一次到寶安縣調研，輕車簡從，乘坐一個七座的小面包車，隨行的有省委分管經濟工作的王全國同志、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張漢青同志等。
省委歷來重視解決邊境偷渡問題，習仲勛同志到廣東后，聽到有關偷渡各種不同觀點，很想早日了解真實情況，解決好這個老大難問題。這可能是他選擇寶安縣作為下基層第一站的主要原因。
調研第一天，習仲勛同志來到沙頭角。沙頭角有條中英街，陸地相連，兩種制度，對比鮮明，凡是從中央、省裡來的領導到寶安調研，都要去那裡看看。
中英街盡頭是一條排洪溝，溝邊開闊地帶上，有一個來料加工場，習仲勛同志停下腳步，邊看邊聽鎮委書記張潤添同志匯報。仲勛同志聽了很高興地說：“你們可以發展來料加工，把外貿基地搞上去。不僅可以搞農業，還可以搞工業。什麼能掙外匯就搞什麼，廠外加工也可以搞嘛。”
當天往沙頭角的公路上，仲勛同志看到被邊防部隊抓住的兩名偷渡人員被銬在路旁，急著要下車詢問情況，我向他建議待回程時到蓮塘部隊臨時收容點上再詢問。回程時雖然已經天黑，還未吃飯，他仍然堅持要到邊防部隊蓮塘臨時收容點去詢問被收容的偷渡人員。
第二天我們去了皇崗，又到了水圍大隊和漁農村，走訪了民兵英雄、反偷渡積極分子郭勝全，仲勛同志和基層干部、社員交談，噓寒問暖，詢問老百姓的收入情況，非常平易近人。還參觀了“三來一補”假發廠。他認為，隻要搞好生產，鞏固集體經濟，有一定物質基礎，制止外逃才有可靠保証。
仲勛同志三天調研，邊看、邊聽、邊問，邊思考、邊回答，主要內容是解放30年了，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很荒涼，有些地方，破破爛爛，一定要下決心改變這個現狀，要努力盡快縮小兩地差距。群眾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出了問題，農民負擔很重，隻要政策對頭，經濟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的問題也就解決了。林彪、“四人幫”把我們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亂了，一定要抓好整風，一邊整風、一邊整改，過去“文化大革命”搞錯的，都要改過來。當前主要是舊的條條框框多，特別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許多本來是正確的東西也不讓搞、不敢搞。外貿基地規劃好了就要干，說干就干，要講求實效。外貿基地建設主要看香港市場需要什麼，什麼價高、賺錢多，你們就種什麼、養什麼。隻要能夠把生產搞上去，農民能增加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搞的，就大膽干，不要先反他的什麼主義，資本主義有些好的方法我們也要學習。
走群眾路線 傾聽群眾呼聲
他宗旨意識強，心裡裝著老百姓，一輩子和群眾心連心，百姓的冷暖苦樂記在心中，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他信仰堅定，也正視“文化大革命”十年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基層干部對現行政策和體制的缺陷、不滿和批評，他聽得進去，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的，他敢說、敢干、敢擔當。在職權范圍外的，他千方百計為百姓脫貧致富鼓與呼，敢於向中央要政策、提出讓廣東作為全國體制改革的試點。這種光明磊落、無私無畏，不計個人得失，敢說、敢干、敢擔當精神，很值得后人學習。
他堅持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優良傳統作風。惠陽地區檢察分院的麥子燦同志於1978年9月25日給習仲勛同志寫信，批評仲勛同志是“愛聽漂亮話，喜歡夸夸其談的人”。仲勛同志很快給麥回信，委托劉田夫同志到惠陽，幫助地委整風，並和麥談話，聽取麥的意見。仲勛同志還在省革委會會議上宣讀麥的來信，並給省直廳局和地縣委寫了一封公開信，附上麥的來信和他的復信，信中說：“下面干部敢講話，這是一種好風氣，應當受到支持和鼓勵，不要怕聽刺耳的話，寫信的同志相信我不會打擊報復他，這是對我的信任。”“麥子燦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內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眾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警醒過來。”“請在黨委中進行討論，借此改變工作作風。”“辦事不從實際出發，不走群眾路線，靠長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眾有不同意見就實行壓制，一意孤行。這種壞作風，這些年來有了嚴重的發展。而我們一些同志卻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我們是辯証唯物主義者，必須實事求是，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堅信人民群眾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必須充分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