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全國
仲勛同志是1978年4月來廣東工作的。仲勛同志到廣東后，思想解放，大膽講話，工作大刀闊斧，很有魅力。在他的直接領導下，我和他合作共事有兩年多。他在政治思想上、工作上、作風上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受益很多。
堅決搞，大膽搞，放手搞
1978年10月，省委接到中央辦公廳關於准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仲勛同志非常重視這次會議，先后四次主持召開常委會，研究起草匯報材料。11月9日，仲勛同志、我以及分管農業的省委常委薛光軍赴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11月14日，仲勛同志參加中南組討論關於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時，作了長篇發言，提到了經濟管理體制問題，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同時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12月18日至22日，仲勛同志列席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年1月，省委召開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仲勛同志傳達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仲勛同志在會上作總結發言，這次發言充分展現了他關於改革開放的思想。他明確指出：“我省毗鄰港澳，對於搞四個現代化來說，有很有利的條件。我們可以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搞加工裝備，搞合作經營。中央領導同志對此已有明確指示，我們要堅決搞，大膽搞，放手搞，以此來加快我省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1979年春節過后沒多久，廣東省委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說中央准備召開工作會議，要求廣東起草匯報材料。省委常委、秘書長楊應彬組織班子撰寫《關於廣東經濟工作的匯報材料（送審稿）》。1979年4月1日 、2日，楊尚昆同志主持省委常委會，出席會議加上列席會議的有仲勛同志、劉田夫、我等32人。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討論關於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問題，准備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向中央作專題匯報。常委會一致認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有利條件，允許廣東在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仲勛同志認為試辦貿易合作區富有創意，決定將這一大膽設想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向中央領導作口頭匯報。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仲勛同志是中南組的召集人。4月7日上午，仲勛同志主持中南組開會，他說：“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省有各省的特點，有些事應該根據各省的特點來搞，這也符合毛主席講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原則。”4月8日，仲勛同志作了長篇發言，他著重談到經濟管理體制：“從實際工作來看，我認為仍然是權力過於集中，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現在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4月17日，仲勛同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匯報會議，鄧小平在聽取仲勛同志匯報時插話說：“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在會議期間，仲勛同志向鄧小平提出：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鄧小平非常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當他聽說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大家意見不一致時，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
還在北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央就決定派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領工作組到廣東、福建考察。省裡成立了由我、曾定石同志牽頭的起草小組，具體負責起草《匯報提綱》和《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5月10日，仲勛同志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對兩個材料進行集體討論修改。
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帶領工作組到廣東調研，並共同起草關於廣東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文件。仲勛同志帶領我、曾定石牽頭的起草小組與谷牧率領的中央工作組經過半個多月的反復研究，擬定了《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性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6月6日，廣東省委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遞交了這一報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兩個報告，即《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一歷史性的文件，拉開了廣東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的序幕，吹響了廣東“先行一步”的進軍號。
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
當年仲勛同志對體制改革的迫切心情和破釜沉舟的決心在大會小會上，甚至私底下都表露無遺。我最有印象的就是他當時的“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要有闖勁，要當孫悟空，解放思想，敢於創新，敢於改革，隻要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大膽試驗，不要等。
從1978年4月仲勛同志到廣東工作直到1979年50號文件下達，這段時間正是我們黨和國家發生重大歷史轉折的重要時期。以仲勛同志為“班長”的廣東省委，團結全省廣大干部群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廣東的實際出發，積極爭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率先進行試驗、開拓，為廣東后來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