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 灝
對深圳的感情眾所周知無時無刻不牽挂
習仲勛同志是我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和他最早的接觸是1979年，他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我作為國務院進出口委員會成員，跟隨谷牧同志到廣東，參與起草《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和他第一次有正面的接觸，對他大刀闊斧改革、拼命忘我工作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階段，習仲勛同志1980年調往北京，我在國務院工作期間，也與他有工作接觸，對他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以及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風難以忘記。
第三階段，1985-1993年我到深圳主持工作這段時間。深圳經濟特區這粒他親自播下去的種子，在上世紀80年代茁壯成長，習仲勛同志對深圳的感情眾所周知，無時無刻不牽挂深圳。1987年以后幾乎每年都來深圳，繼續為深圳的改革開放盡心盡力，出謀劃策，推動了深圳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
對廣東沖出一條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作用
在南下廣東之前，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時他的幾次發言。當時中央高度集中的體制管得太死，地方干事很難，很多事一個關卡一個關卡地過，最后就拖沒了。習仲勛在講話中要求中央給地方放權。中央領導很重視習仲勛同志的提議，很快就委派谷牧來廣東、福建協助起草文件。習仲勛同志的發言對廣東沖出一條路，先行一步，起了重大作用。
客觀說，如果沒有習仲勛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那麼尖銳、鮮明地提出放權，廣東還會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大家深切感到高度集中的體制非改不可了，但具體怎麼改，誰也沒有具體的方向。到1977年、1978年中央派出的一系列出國考察團，當時谷牧同志率領的西歐五國出訪團很引人注目，我是隨員之一。谷牧向中央領導匯報，領導層已經有共識要擴大地方自主權，發展經濟。但是突破口在哪裡，習仲勛同志尖銳的發言給了領導啟示，廣東就是突破口，這一點習仲勛同志起了關鍵的作用，他使擴大地方自主權這一共識從理論探討變成了可以在廣東操作的實際行動。
1979年5月，谷牧同志帶領的工作組來到廣東，幫助廣東省委起草文件，我也是工作組成員。按照谷牧和習仲勛的指示，起草小組經過半個月的反復研究，6月正式擬定了《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廣東的工作結束后，工作組馬不停蹄到了福建，也幫助福建起草文件。這兩個報告同時上報中央，到7月中央批准這兩個報告，這就是中央50號文件。這件事情在改革開放歷史上起了關鍵性作用，在廣東、福建兩省改革開放歷史上更是值得濃墨重彩、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
50號文件有三點值得總結：一是財政包干，給了廣東財政權﹔二是擴大對外活動的自主權，給了廣東外貿權﹔三是試辦出口特區。我認為習仲勛同志爭取到的優惠政策對廣東在全國先行一步影響重大，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廣東的先行一步，也就沒有后來廣東的輝煌成就。
特區發展的一舉一動牽動著習老的心
1985年后，我主持深圳工作，習仲勛同志幾乎每年都來深圳，我都要向他匯報工作。特區發展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他的心，他由衷地為深圳的發展感到高興。
1987年2月11日至16日，習仲勛同志視察深圳。看到特區建設一派欣欣向榮時，他非常高興地說：以前在極左路線影響下，這個地方一片荒涼，邊境人員外流很多。現在，到處生機勃勃，深圳的情況出乎意料的好，這些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搞活帶來的成果。現在特區還只是初具規模，但它所取得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的。
1988年12月，習仲勛同志到深圳視察。習老聽完匯報后很高興地說，現在的深圳是生機勃勃、熱火朝天向前發展，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難免出現某些失誤，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堅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他語重心長地說：“小平種的這個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1989年12月，習老再次視察深圳，這年習老是在廣東過的春節。1990年1月6日，還特別會見了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他希望楊振寧繼續關心和支持祖國和深圳特區的建設，還動員楊振寧做深圳市政府的顧問：“你是不是做深圳市政府高參，做李灝書記的顧問啊？”楊振寧回答：“是。習老您德高望重，我應該向您學習您的愛國心。”
1990年，習老又來到深圳。這次他動情地說：“以后我就要呆在深圳了，深圳恢復了我的健康，深圳就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這話他不止一次說過，可見他對深圳的厚愛。
1992年小平同志視察深圳后，對外傳遞了堅定走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信號。習老感到非常高興，特意找了我們談話。他說，現在小平同志支持深圳的改革開放之路，你們有了“尚方寶劍”，要大膽解放思想，堅定地走下去。
利用特殊關系為對台工作牽線搭橋
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習仲勛同志1988年12月來深圳，利用他的特殊關系，為對台工作牽線搭橋，這是官方媒體從來沒有報道過的。隨后的1989年、1990年來深圳繼續跟進此事，為祖國統一大業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12月14日，我陪同習老會見美籍華人沈新平，他是習仲勛和陳建中的中間人。陳建中當時任台灣“國民大會憲政委員會秘書長”，和習仲勛都是陝西省富平縣人，而且是同學。這次習仲勛正式會見沈新平，就是要他赴台向陳建中傳遞訊息。
1990年12月，習老再次來到深圳。20日，陳建中的兒子陳習金看望了習老。
1991年7月5日，習老再次來到深圳，與我商量接待陳建中的事情。7月27日，習仲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陳建中，隨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分別接見了陳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