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是我父親習仲勛的百年誕辰。廣東省委、省政府今天在這裡舉行隆重的紀念座談會，充分體現了廣東人民對我父親的特殊感情。我首先對廣東省委、省政府對這次活動的精心組織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感謝，向所有與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老領導、老同志以及廣東的歷屆領導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時，我也代表母親齊心同志，向出席這次紀念座談會的各方面人士表示誠摯的問候！
縱觀我父親革命、奮斗的一生，可以說有兩大亮點：一是在80年前，面對嚴酷復雜的革命斗爭形勢，我父親同劉志丹、謝子長等老一輩革命家出生入死、艱苦奮戰，創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成為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二是在35年前，面對洶涌澎湃的改革開放大潮，我父親在鄧小平、葉劍英的支持下，響應黨中央號召主政廣東，把守祖國南大門，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
廣東作為父親的第二故鄉，是他結束16年被審查、關押、監護生活后復出履新的第一個工作崗位，也是他為黨和人民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最后人生歸宿。1978年4月6日，剛到廣東的父親就在省第四次黨代會上飽含深情地說：“北方的水土養育了我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的水土養育我下半輩子。”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從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父親在廣東工作了近3年。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后，經中央批准，他在廣東深圳頤養天年。整整12年，他在這裡讀書、思考、休養、治病，直到去世。可以說，是廣東的父老鄉親為父親送行了最后一程。我們一家人深深地感激廣東的各級領導，深深地感激廣東的人民群眾。
在父親主政廣東的兩年零八個月，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決策部署，緊密結合廣東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赴粵之初，針對十年“文化大革命”給廣東干部群眾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造成的混亂局面，父親和廣東省委把整風作為抓綱治粵、撥亂反正的重大舉措，通過借鑒當年延安整風，徹底清算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影響，弘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加強了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重要文章。父親以政治家的敏銳眼光，深刻認識到這場討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廣東媒體於第二天就全文轉載《光明日報》文章，並在全省開始“真理標准”大討論。9月上旬，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連續舉行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會，父親明確指出，這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的問題。《人民日報》於9月20日報道了廣東的這次學習會，據說這是見諸於報端的公開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標准的第三位省級領導人。
少時，父親就教育我們說：對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要做錦上添花的事情。在黨內生活非正常期間，父親歷經冤屈、坎坷、磨難，卻從來無怨無悔、顧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該謙讓的，他謙讓了﹔該忍耐的，他忍耐了﹔該承擔的，他承擔了﹔該挺身而出時，他都挺身而出了。他曾由衷地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在廣東工作期間，父親堅決貫徹中央要求，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使“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特別是廣東澎湃冤案、庄辛辛冤案、“李一哲”冤案等的平反昭雪，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事實証明，這樣做，為廣東塑造了改革開放的良好形象，營造了經濟社會發展有利環境。
廣東沿海少數群眾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個歷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特殊問題，改革開放之初這個問題尤為突出。經過調查研究，父親認識到，群眾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他認為防范外逃要標本兼治，“標”，是採取反偷渡外逃的專項斗爭，這能一時奏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剎住偷渡外逃風。今天，深港兩地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深刻証明了父親的觀點。那邊香港人絡繹不絕遷居深圳，這邊現代化的城市令民眾安居樂業，“逃港潮”已成為歷史。
“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重心農業瀕臨崩潰。我父親到任不久，就了解到廣東將近有1000萬人缺糧。他心急如焚，馬上找到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同志調糧，解一時之急。后來父親不止一次地說，致用書記幫了廣東老百姓的大忙！聽說安徽正在推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父親馬上安排媽媽和本來要同赴廣東上任的黃靜波同志一起去安徽學習取經，去尋找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父親說：老百姓的吃飯問題是最大的問題，隻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親自挂帥，領導省委圍繞大力發展農業這個工作重心，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造性地實行廣東本土的“產量承包責任制”，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使廣東農村經濟從此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新時期。
在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父親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提出了“放權”進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這時正在考慮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廣東的這一建議和要求與中央不謀而合。中央同意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並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實行同內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國最先邁開了改革開放的重要一步。我父親高度重視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建設，經常聽取特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從1979年7月中央發出50號文件，到1980年11月調回中央工作，他殫精竭慮、不知疲倦地工作，有力地領導了經濟特區的規劃、建設和發展，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我國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改革開放至今35年了，從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到14個沿海開放城市，再到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以及前海、橫琴、南沙、中國上海自貿區等一批新的經濟特區相繼崛起，我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到線、由線到面，不斷向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發展。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廣東歷屆省委、省政府團結帶領全省人民，發揚“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的精神，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走在全國前列。父親在天有靈，也一定為他這塊付出過心血和汗水的熱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到欣慰。父親的在天之靈也一定會為他曾經參與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感到自豪，為他曾經付出心血汗水的這片熱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到欣慰。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父親直到晚年一直在守望深圳，守望廣東，守望這塊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粵大地。每年國慶、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他都要在《深圳特區報》上發表“祝辭”，以表達他對這塊熱土的期待和對這裡人民的摯愛。在進入新世紀的2001年國慶，父親在對深圳市的“祝辭”中這樣寫道：“我在深圳近十年，對廣東，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對深圳前進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個成績，我打心眼裡感到十分欣喜。”這是他老人家對南粵人民最后的祝福。2002年5月24日，父親安然離去。
2000年，父親在深圳蘭園種了一棵榕樹。如今，父親走了11年了，這棵榕樹已經在蘭園長大了，它吮吸著父親第二故鄉的陽光雨露，根深葉茂、郁郁蔥蔥地生長著。我一見到這棵榕樹，就想起了父親，在我心目中，這已成為他老人家扎根南粵大地的一個象征。父親沒有離開廣東，沒有離開深圳，他永遠和南粵大地這片熱土上的人民在一起。（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