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雄
1978年4月，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雖然隻有兩年八個月時間，但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其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人和“先行一步”的引領者，為我國經濟特區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習仲勛對廣東統一戰線所作的開創性歷史貢獻，為廣東統一戰線事業的率先發展奠定了深厚而廣闊的基礎。在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回顧他對廣東統一戰線的開創性歷史貢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習仲勛對廣東統一戰線撥亂反正、開創新局面的一系列決策和舉措
（一）全面落實政策，推動廣東統一戰線撥亂反正。“文革”十年使廣東統一戰線基礎蕩然無存。習仲勛主持廣東省委工作后，以落實政策為突破口，撥亂反正，重構廣東的統一戰線。在到任后的第二天，他就在廣東省黨代會上旗幟鮮明地提出，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必須分清路線是非，撥亂反正，把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對敵斗爭政策，以及經濟建設中的各項政策。1978年5月29日，習仲勛聽取了省委統戰部關於全省統戰工作的匯報，指示要認真落實各項統戰政策。7月11日，習仲勛再次主持省委常委會專門聽取統戰工作匯報，同意《統戰工作匯報提綱》和《關於貫徹中共中央〖1978〗90號文件，把政協工作活躍起來的意見》，從戰略高度上推動統一戰線撥亂反正。
（二）打破禁區利用海外關系，開創廣東海外統戰工作先河。在1978年11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大膽建議中央考慮廣東毗鄰香港的有利條件，給廣東工作以更大支持。他建議中央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買電力﹔進口部分飼料，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范，培養人才，積累經驗。他還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系。利用香港資本主義發展內地經濟的大膽構想，為我國改革開放打開了一扇重要的窗口，也為廣東統戰工作開辟了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三）全面恢復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工作，開創廣東多黨合作事業新局面。1978年，習仲勛在聽取統戰工作情況匯報時，強調要發揮知識分子作用，做好民主黨派工作。他明確指出，不要提“從舊社會過來的黨外老的高級知識分子”，而應該提“黨外老的高級知識分子”，因為50歲的人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要把黨外老的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分布情況搞清楚，開展一些什麼工作等，寫個報告報給省委。隨后，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廣東成為全國較早恢復民主黨派組織和活動的省份，由此開啟了多黨合作的新局面。
（四）廣泛團結爭取原工商業者，促進經濟領域統戰工作新發展。習仲勛認為對民族資產階級不要稱其為資本家，還是稱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為好。因為人家的財產已被公私合營20多年了，又對他們教育改造了20多年，要落實好他們的政策。1979年1月的全省統戰工作會議，按照省委要求重申了貫徹落實原工商業者政策的精神，同時省委批轉了省委統戰部《關於落實黨對民族資產階級若干政策問題的宣傳提綱》，要求各地貫徹執行。卓有成效的原工商業者政策落實，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全面恢復民族工作，實現廣東各民族團結進步繁榮發展。習仲勛在當年主持西北局工作時就非常重視民族工作。到廣東后也十分重視民族工作，他指出，我們既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當前主要是反對大民族主義，同時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凡是少數民族的地區，漢族同志當領導的，有問題，應該漢族同志多負主要責任。他提出要注重培養少數民族地區干部，要按照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物色對象，進行教育培養，逐步解決，培養民族干部，他要求組織部、統戰部要共同研究，提出一個規劃來。這些觀點和工作部署為廣東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和打下了基礎。
（六）全面恢復宗教工作，解惑釋疑團結廣大愛國宗教人士。面對十年浩劫給人們對宗教認識帶來的扭曲，習仲勛強調，對待宗教工作，要按照憲法辦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傳科學道理、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他指示省委統戰部要盡快恢復宗教事務處，盡快開展團結宗教人士的工作。廣東在全國較早地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平反宗教人士的冤假錯案，有步驟有計劃地開放寺觀教堂，恢復和建立各級愛國宗教組織，把“地下”的宗教活動引到“地上”來，逐步使宗教活動朝著健康、合法的方向發展。
二、習仲勛對統一戰線的開創性貢獻，為廣東后來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組織基礎
（一）通過撥亂反正，使人們的思想和靈魂得到解放。十年動亂，廣東是重災區，廣東統一戰線是最大的重災區。習仲勛主政廣東之后推動的全面撥亂反正，恢復了我們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把人們的思想和靈魂從長期封閉和禁錮中解放出來。撥亂反正，為改革開放作了充分的思想和輿論准備，也為廣東廣大干部群眾和海內外朋友樹立起鮮明的方向標。從此，解放思想，敢想、敢闖、敢干的風氣開始在南粵大地上生根發芽，繼而在這片熱土演繹出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畫卷。
（二）通過落實政策，使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激發。習仲勛十分重視統戰政策落實，他認為“文革”中統戰對象受沖擊不是比較大，而是最大，要按黨的政策辦事，該退賠的就要退賠，不然對國內國外影響不好﹔對被擠佔他們的房屋問題，要找有關部門來研究解決。在他的推動下，從那時開始至1987年，廣東已妥善處理各種歷史遺留問題和平反冤假錯案，基本完成了落實政策的任務。落實統戰政策，贏得海內外同胞的人心。原工商業者高呼“千金難買換階級”，“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民主黨派成員表示要“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海外同胞來信表示“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消除了海內外親朋故舊的心理隔閡，形成了關心支持家鄉改革開放的強大合力。
（三）通過安排重用，使人才第一生產力得到釋放。在1978年的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上，習仲勛指出，我們要落實政策，把一些同志很快解放出來，安排他們工作。要使大家心情舒暢，他能干什麼工作，就給什麼工作，能做多少工作就給多少工作，不要把一些人在那裡擺著。現在這也浪費，那也浪費，但最大的浪費還是人才的浪費。他還專門指出，要重視省參事室、省文史館的老人，他們是活材料，要發揮他們作用，把歷史材料保留下來。省委的高度重視，極大地激發了廣大黨外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他們把黨的關懷作為自己人生的第二個春天，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源源不斷地為改革開放注入活力和動力。
（四）通過開放搞活，使海內外一切資源得到利用。在習仲勛和廣東省委的支持鼓勵下，廣東統一戰線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勇於突破傳統禁區，大膽提出利用“海外關系資源”，開展港澳和海外統戰工作。1978年11月，經省委批准同意，省委統戰部破天荒邀請了九位愛國人士赴港觀光，由此開啟了粵港澳的接觸。他們以聯誼為基礎，以感情為紐帶，多層次、多渠道地開展同港澳台海外人士和社團的聯誼和交流，消除了人們的神秘感和恐懼感，自覺擔任起引進資金、技術設備和人才的“紅娘”。 據統計，1979年至1988年十年間，全省招商引資約合50億美元，其中由統戰系統和統一戰線成員直接或間接引進的佔一大半以上，為改革開放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三、習仲勛對廣東統一戰線的開創性貢獻，對今天的統戰工作乃至黨的各項工作具有彌足珍貴的啟迪意義
（一）重要法寶不能丟。習仲勛對統戰工作高看一眼、厚愛三分，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抓落實統戰政策，還在多個場合強調指出，統戰工作很重要，以后還要抓。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統一戰線發揮的特殊作用，得益於習仲勛對統一戰線的高度重視。之后歷任省委領導都高度重視統一戰線，成為廣東統一戰線的一個優良傳統。
（二）解放思想不停滯。習仲勛以巨大的政治勇氣鼓勵吸收外資搞加工搞貿易搞多種經營、創辦貿易加工區，“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正是有了這樣鮮明的態度，當有的地方對“三胞”提出要以自己名字為所建的學校、醫院和橋梁冠名而有顧慮時，省裡都毫不猶豫地表示，他們為祖國家鄉作了貢獻，為人民做了好事，我們為他樹點碑、立點傳有什麼不好呢？習仲勛同志的氣魄和膽略，為廣東培育了萬事“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也使廣東統一戰線保持了開拓創新的蓬勃活力。
（三）服務中心不旁移。習仲勛在爭取中央給廣東先行一步政策支持的時候，就已經為統戰工作定好位，統一戰線必須要為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服務。因此，當廣東被中央賦予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后，統戰工作就圍繞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中心，率先在落實政策、搞活經濟、推動開放、招商引資等方面收集民意、獻智獻力、大顯身手，從而奠定了廣東統戰工作的地位和優勢，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窗口作用、試驗作用和排頭兵作用。
（四）調查研究不止步。習仲勛十分重視調查研究，他到廣東之后不久，就深入寶安縣調查研究。正是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基礎上，才真正全面掌握一水之隔的深港之差距，才真正對當時的“逃港”風問題的實質有了更客觀更深刻的認識，才能實事求是地從根本上回答廣東的經濟究竟應該怎樣搞，怎樣發揮廣東的優勢，克服或避開廣東的弱點等難題，才能提出設立經濟特區，充分利用廣東的優勢資源，改革以往僵化的體制，採取靈活優惠的政策措施，迅速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總設想。
（五）特殊地位不輕棄。習仲勛同志敏銳地找到了廣東毗鄰港澳台、海外華僑眾多的區位和獨特優勢，成功地找到開啟廣東改革開放大門的鑰匙。今天，廣東境外海外資源優勢依然存在，“海外關系”依然是廣東聯系港澳台、聯接海內外的重要紐帶和通道。特別是新一屆黨中央提出治國理政嶄新理念之后，廣東更應進一步發揮優勢，為確保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六）照顧利益不偏差。習仲勛同志十分重視照顧同盟者利益，他在討論省政協黨外領導人事安排時曾說：對人要三七開，就是倒三七也要看到他的三分成績。這種博大的包容精神和寬廣氣度，影響和貫穿於廣東改革開放的始終。在他的積極推動下，1981年，廣東黨外人士實職安排首次實現大突破，全省有23名黨外人士出任副市長、副縣長，7名黨外干部任省直機關廳局領導，極大地鼓舞了統一戰線成員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貢獻的士氣和信心。
（作者為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