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記者 綦偉
1984年，習仲勛（右二）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出席活動。 圖片選自《習仲勛的故事》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習仲勛離開延安，來到這座20年前他曾因鬧學潮在此系獄的古城。
正是全國解放勝利的前夜，警衛員岳玉峰倒水時，一顆冷彈打穿了他手提的開水壺。此時，習仲勛正全力以赴主持西北局的日常工作。
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閉幕。這一天，習仲勛照例工作到深夜。新生的共和國百廢待興，剛解放的西北地區經濟蕭條、民族矛盾突出。如何把西北的事情辦好？他首先從民族問題著手。
■ 以誠交友肝膽相照
40年后，全國政協原常委黃正清憶起當年，仍不勝感慨。
1950年3月，這位在藏族群眾中有著極大影響力的原拉卜楞寺保安司令，在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直率地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牧區群眾用慣了銀元，如果馬上發行紙幣，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防獸防盜，家家都購置槍支，槍就是命，如果現在宣布收槍，會引起牧民的緊張和不滿。
黃正清說，當時不少人為他捏了一把汗，認為這些話是不該講的。沒料到，習仲勛很高興，軍政委員會馬上採納了他的建議。“由此，我認定共產黨說話算數，處處為咱農牧民著想。”
“在機場上，一個活脫脫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出現在人們的眼前。”曾任習仲勛秘書的范民新記下習仲勛第一次與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見面的情景。那時，14歲的班禪率領堪布會議廳官員赴京參加和平解放西藏談判，路過西安。少年活佛緊握習仲勛的手，激動不已。流離內陸許多載，重返西藏的夢想即將實現。
受中央委托，習仲勛為班禪順利返藏傾注了心力。他囑咐班禪，回藏后不要急，要照顧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內部的團結，這樣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啟程前一天，在聽取護送班禪進藏干部工作隊負責人匯報后，他又反復闡明，要防止過急過高的要求。“總認為人家落后，殊不知人家就是一個封建集團，是一個反帝愛國和贊成共同綱領的封建集團，但又是我們必須聯合而又可能推動其前進的一個封建集團。”
堪布會議廳要員們提出，再撥槍支數百條，尚需銀元數萬元，還要帶一輛小臥車到日喀則給班禪用。習仲勛答應翌日即全部兌現。
時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的湯洛座談時在場。他問：小臥車怎麼運去？習仲勛答：缷成部件用駱駝馱。班禪一行告辭后，湯洛說：聽你口口聲聲叫他“佛爺”，心裡怪別扭！“那有什麼，”習仲勛道：“這是民族政策嘛。”
尊重換來交心。除十世班禪和黃正清，習仲勛還結交了如新疆包爾漢、賽福鼎·艾則孜，青海喜饒嘉措，寧夏馬震武、馬騰靄等許多黨內外民族朋友，皆是肝膽相照。
■“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送走班禪回到青海省委，習仲勛立刻同青海黨政軍負責人，繼續研究爭取藏族千戶項謙回歸。
項謙是昂拉部落頭人。青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仍然讓他管理昂拉地區，還聘他為省政協委員。但由於歷史上的民族隔閡，加上對共產黨和解放軍不了解，項謙始終在懷疑觀望。1949年年底，青海馬步芳殘部許多骨干逃進了昂拉部落，利誘與謠惑之下，項謙公開叛亂。
青海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家梁說，考慮到如何處理昂拉叛亂對廣大藏區工作的影響，習仲勛在電話中對時任青海省委書記的張仲良說：“絕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他堅持隻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解決。
時任西北局宣傳部秘書長的秦川記得，此后近兩年間，習仲勛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在內的諸多人士，反復10多次說服爭取。最后，就連項謙的參謀長、隆務寺經師誠勒活佛都主動與其脫離了關系。在政治爭取無效，項謙已十分孤立的情況下，習仲勛和西北局才同意了進剿方案並上報中央。
1952年5月，解放軍不用兩天就打垮了叛軍。項謙逃進南乎加該森林。
根據習仲勛的指示，當地工委再次派出10數人持信去尋項謙。兩個月后，這個部落頭人終於歸向人民政府。回家的項謙看到政府對其財產和家人都照顧得很好，部落群眾安心生產，深受感動，說自己“罪惡之大，殺了頭也不足以消除”，“我將永遠感激”。
毛澤東見到習仲勛說：“仲勛，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 穩進慎重求團結
項謙回歸時，習仲勛正在新疆，執行中央指示妥善處理新疆問題。
秦川回憶，提出西北土改問題時，中央和西北局特別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押后。但是，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沒有執行此指示，提前進行土改，造成了不良影響。
習仲勛受中央委派抵達迪化。針對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時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來的傾向，他分析說：宗教是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必然產物，封建階級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會隨著封建制度的消滅而消滅。
習仲勛強調統一戰線在新疆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團結各民族的領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區的部落頭人、知識分子，在目前時期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穩進慎重”，是習仲勛在聽取護送班禪進藏干部工作隊負責人匯報就提出來的工作方針。
這是調查研究得出的真知。在青海塔爾寺視察時，習仲勛曾問農牧民，願不願意“土改”？群眾們都說“不願意”。原來，藏族群眾把供奉寺院麥草看成是神聖的義務。土改后，土地分到戶，大家都擔心寺院就沒辦法解決燒火做飯問題。習仲勛回去后即做出決定，凡是寺院轄區的農牧民暫不土改。
1952年8月，中共中央調各大區主要領導人到中央工作。習仲勛這才離開西安。
當記者結束採訪時，西安古城夜幕已降。鐘樓、鼓樓在彩燈照射下顯得富麗堂皇。在這座古城裡土生土長的小伙子賈銘君告訴記者：這讓西安人引以為傲的古城牆本來是要拆掉的，還是多虧習仲勛的批示才保下來的呢。
從尊重民族、尊重宗教到尊重文化，本是一脈相承。
習仲勛語擷
●在西藏做工作，要採取“穩進慎重”方針，不能犯急性病。在西藏有些事情寧可遲辦，不可急辦，不怕慢，隻要搞對，否則反而要走彎路。
有“小異”又有“大同”，這就是統一戰線。遇到重要問題要爭，不能馬虎﹔小的問題不要爭，要馬虎，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摘自習仲勛1951年對西北區護送班禪進藏工作干部的談話
●要做好人民來信來訪工作，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首先表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領導人管得少，只是少數人動手，多數人不動手。其次是照抄照轉，錯轉、錯辦，處理草率，互相推諉的現象很嚴重。
——摘自習仲勛1957年在全國來信來訪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專家評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虎生——
習仲勛為新時期統戰工作重新定位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習仲勛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主要分管黨的統戰工作。他對新時期統戰工作的理論貢獻之一，即在賦予其准確的歷史定位。
習仲勛指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尤其是隨著國家經濟、政治形勢的發展，統一戰線的任務也要隨著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改變而改變。建設四化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人們的根本願望與共同利益，所以新時期統一戰線所要處理的重點也將變成黨與非黨的關系，所要服從和服務的對象亦將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習仲勛要求新時期的民族工作應不斷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合作的新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要在各族干部和群眾中，經常地、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維護祖國統一的教育”。
在習仲勛分管宗教、民族與統戰工作期間，中央書記處指導形成的中共中央19號文件，提出了“宗教信仰論”和“宗教功能論”的科學主張。習仲勛也在全國宗教局（處）長會議上提出，既不能採取行政手段人為消滅宗教，也不能以行政手段人為發展宗教﹔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是遵循宗教自身的發展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