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張勛甫
反復論証建立出口加工區
眾所周知，寶安一帶曾是偷渡外逃的“重災區”。對於這一問題，習仲勛同志特別重視。
群眾為什麼會如此熱衷逃港呢？習仲勛同志認為，要搞清楚群眾逃港的根源，必須深入逃港“重災區”，做好充分的調查研究，隻有在掌握真實詳盡的一手情況以后，才可能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並制定出有效政策。
於是，他先是親自帶著調查人員抵達寶安調研偷渡外逃，接著，他派出外貿局、商業局、經委、計委等職能部門人員組成調查組，到寶安實地蹲點調研，尋找原因，提出對策。我時任省計委副主任，有幸被習仲勛同志“點將”，帶人前往寶安，調查當地偷渡外逃和經濟發展情況。我到了寶安以后，嚴格按照習仲勛同志指示，一頭扎入群眾之中，力圖從最基層的角度來探尋偷渡外逃的根源，進而研究並提出解決相關問題的舉措。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細致的調研，我們掌握了不少材料，整理出一份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內把寶安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區、新興的邊防城市。
報告上呈習仲勛同志后，他予以肯定。省委、省革委會聽取我們的匯報后，對建立出口加工區進行了反復討論和論証，並在領導層中形成一致意見。1978年10月，以我們調研報告為基礎形成的《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由省革委會上報到國務院。1979年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批復》，明確同意廣東的設想。
習仲勛同志曾找過我談話，他先是和我講了中央同意寶安、珠海建立出口基地的事情，接著便說，省委為了切實貫徹中央精神，決定變更寶安和珠海的行政職能，將它們改為省轄市，省委正在為兩市籌建領導班子。最后，他鄭重地告訴我，組織上考慮讓你到新成立的深圳任市委書記。他鼓勵我說：“之前派你到寶安調研，你已經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同時也熟悉了那裡的情況，相信你去了以后一定可以把任務完成，把事情辦好。”
很快，省委便發出寶安設市的通知。新成立的深圳市受省委和惠陽地委雙重領導，按地區一級配備干部，省委任命我為市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新市的名字為什麼不用現成的“寶安”而要用“深圳”呢？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深圳比寶安更具世界知名度﹔二是深圳緊靠香港，處於羅湖口岸所在的地方﹔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水為財，意頭好。
當面鼓勵我們：放膽回去干
確定新市的名字之后，我開始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深圳的開發建設之中。工作過程中，我時時想起習仲勛同志的囑托，想起他雷厲風行的作風，想起他實事求是的處理方法，這些都是我面對困難時打開局面的動力之源。1979年2月，深圳市委召開四級干部會議，傳達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號召廣大黨員干部大力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觀念，實事求是地認清自身優勢，揚長避短，運用價值規律去發展生產力。會后，我們組織常委深入群眾，了解情況，研究解決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調研，市委決定將邊沿地區共13個社鎮開辟為“先富區”。我們希望，通過開辟“先富區”，可以把經濟搞上來。這樣，就不會有偷渡外逃的事情了。除了搞“先富區”，我們還搞了包產到戶。以前是吃“大鍋飯”，人們沒有積極性。通過調查后我們發現，農民都贊成搞包產到戶。一次，我和方苞同志去檢查農業工作，一位公社書記說，農民極力主張包產到戶，否則積極性不高。我就說，你去搞，我同意。
深圳起步之初，困難數不勝數。比如，這裡人少地多，農業發展落后，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可言。所幸的是，習仲勛同志對我們的支持和關心是不遺余力的。他曾找我和方苞談話，當面鼓勵我們：放膽回去干。他非常重視深圳的發展，曾多次來深圳調研和指導工作，對深圳的改革開放提出了真知灼見，要我們抓住大好時機，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利用外資發展工農業生產和旅游業，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
另外，深圳在這一階段的改革舉措，也大都獲得了習仲勛同志贊同。我記得，在深圳確立了以外向型經濟為特征的初期發展模式以后，我去向他匯報相關情況，他當即就明確表示了支持。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深圳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和進步，與習仲勛同志的正確領導和殷切關心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