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葉曉濱 任 琦
1998年10月15日,習仲勛86歲生日時,在深圳迎賓館蘭園。 孟發國 攝
秋日陽光裡,深圳蘭園裡的一棵榕樹,高大挺拔,濃蔭如蓋。
2000年3月,長住深圳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廣東改革開放的重要奠基人習仲勛同志,在這裡與家人一起親手種下的那株小樹苗,如今已是根深葉茂,郁郁蔥蔥。
一如這棵榕樹,深圳經濟特區已由35年前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如今聞名遐邇的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
從1978年受命主政廣東,以敢為天下先的膽略,一手推動創辦深圳等經濟特區﹔到調任中央后,以堅定的改革信念,傾力支持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規劃、建設和發展﹔再到晚年,懷著期待與摯愛,長居深圳、守望特區……習仲勛與深圳結下深深的不解之緣。
10月15日,是習仲勛誕辰百年的日子。飲水思源,感恩長存。此時此刻,深圳的干部群眾深切懷念他老人家,真情追憶他與這座城市、這片熱土的不舍深情,永遠銘記他的歷史功績。
奮力開拓
主導建立深圳經濟特區
習仲勛的一生,與兩個特區緊密相關:一個是他早年參與創建的陝甘邊特區,一個是他力主建立的深圳等經濟特區。
1978年7月,習仲勛主政廣東之后,首次到基層考察,來到深圳——當時的寶安縣。當時的寶安,正處在偷渡逃港的風口浪尖上。逃港是一個延續多年的老大難問題。
深圳市史志辦研究人員王碩告訴本報記者,當時,習仲勛一行輕車簡從,幾個人擠在一台小面包車內,先后深入沙頭角、羅芳、蓮塘、皇崗、水圍、漁農村、蛇口和漁一大隊等處調研,足跡幾乎踏遍如今的市區范圍。
所見所聞令習仲勛憂心忡忡。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時候,可在南頭的田地裡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裡隻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和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外逃?”習仲勛問。
“香港比內地好嘛!”當時的福永鎮鳳凰大隊支部書記文富祥毫不諱言。
愈演愈烈的偷渡外逃現象令習仲勛焦急,但他同樣不忍群眾蒙受痛苦。
“那一年到寶安縣時,在今天的大劇院一帶,看到一車一車的人被抓起來,我心裡痛啊!我們要做的是搞好建設,讓河對岸的人來我們這邊才好!”曾長期在習仲勛身邊服務的深圳市接待辦原副主任張國英,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憶起談起習老晚年曾這樣對他提起那段令人沉重的歷史。
“習仲勛通過這次調研,開始深入思考、謀劃如何推動粵港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這也推動了后來經濟特區的創建進程。”王碩說。
隨后,習仲勛派時任省計委副主任的張勛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並整理出一份報告。當年10月,廣東省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
“1979年4月,仲勛同志和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大膽直言,鄭重提出希望中央放點權給廣東,允許在深圳、珠海、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王全國,這樣憶述當年習仲勛的眼光與謀略。
廣東省委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贊許和支持。之后,習仲勛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講了國人耳熟能詳的那幾句話:“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數年后調任深圳主持工作的李灝,當時還在國務院進出口委員會工作,他告訴記者,習仲勛在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幾次發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客觀說,如果沒有習仲勛同志那麼尖銳地、鮮明地提出放權,廣東還會徘徊不前。他使擴大地方自主權這一共識從理論探討變成了可以在廣東操作的實際行動。”
1980年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正式建立。在習仲勛力主下要來“先行一步”“尚方寶劍”的廣東,從此踏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鼎力支持
“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我記得好清楚!1987年2月14日下午3點左右,一輛中巴車來到村委大樓旁的榕樹下。
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慈祥、著深灰色中山裝的老人走下車來。是習老!村裡人一下把他圍住了,他滿臉笑容地和大家握手,足足用了20多分鐘,才走到村委3樓會議室。”
龍崗區南灣街道南嶺社區原黨支部書記張偉基向記者描述彼時情景時,依然激動難抑,仿若就在昨天。
這是習仲勛奉調中央、闊別廣東6年多后,第一次踏上南國熱土,首站視察深圳的情形。
王碩向記者展示了大量史料,“習仲勛1980年調任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其間,他始終心系深圳特區,多次南下視察,有力支持、領導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規劃、建設和發展。”
1987年2月的南粵之行,讓習仲勛感慨萬千。蛇口工業區和港口蓬勃興旺,沙頭角“中英街”欣欣向榮,南嶺村變成了漂亮的小城鎮……
在去南嶺村之前,習仲勛對陪同人員說,你們不要給我指了,我隨便看,走到哪家算哪家。“習老非常注重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說隻有這樣才能了解實情。”張國英告訴記者,南嶺村早年是逃港的重災區,但那一次,習老走訪了三四戶村民家庭,看到一家比一家好,以前外流的人都回來了。“特區的發展讓老人家很高興,帶著這份欣慰,他走到哪裡都是一路歡聲笑語。”
后來,習仲勛在其所作《關於廣東之行的報告》中,熱情洋溢地描述此行所見:“深圳特區的建設出乎意料的好。”“我離京前曾向中央報告,這次去廣東的目的是一看二聽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條‘四學習’。因為這裡的確有許多新事物、新經驗值得學習,是過去都沒有想到的。辦經濟特區這個試驗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將會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來。”
《深圳特區報》記錄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習仲勛數次來深視察的一些片段。其中,一篇報道生動地寫道:1988年2月,習仲勛在深圳與干部群眾一起歡度春節,吃團年飯,鼓勵大家:“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在深圳博物館的“深圳改革開放史”展區,陳列著不少當年習仲勛視察特區留下的影像。記者看到,一張攝於1988年的照片中,習老滿臉笑容,舉起雙手拍掌,身邊的陪同人員、工作人員同樣笑容燦爛。他們身后,是一個忙碌的建筑工地,吊斗正在工作。
深圳博物館改革開放史研究部副主任付瑩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深圳的改革遇到了阻力,一時非議漫天,但習仲勛力挺特區,多次前來視察,充分肯定特區發展取得的成績,並為深圳卸包袱,“他說,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難免出現某些失誤,但改革的方向必須堅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
這些話,是對特區建設者們最溫暖的鼓勵。
“習仲勛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他思想解放,善於學習,與時俱進,眼光超前。他實事求是,作風民主,心懷群眾,敢挑重擔。”王碩向記者分析,正是因為這種特質,習仲勛從未對改革有過懷疑,他堅決支持深圳大膽地試,並為深圳大力鼓與呼。
王碩向記者展示了一份珍貴的題詞,上面寫著三行遒勁的大字:“堅持改革和對外開放,努力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更好”。原來,這是1984年習仲勛接受香港報人關諾採訪,欣然題詞向港人宣傳深圳的發展。王碩說,習仲勛在多個場合強調,“小平種的這個‘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深情守望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
“習老很早就對我說,他退下來以后,要到深圳來安家。我說,好啊,您來了,就是我們的大家長,是特區的依靠!”李灝向記者回憶,習仲勛曾深情地表示,“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
蘭園是習老晚年的住所。金秋10月,小樓掩映在一片蔥蘢之中,門前小水池蓄著一汪碧綠,幾條錦鯉活潑地游來游去。
“從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返回北京,除短暫停留珠海外,習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個月零20天。習老雖然是功勛卓著的老一輩革命家,但和藹可親,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很敬仰他,與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這個准確的時間,是我一天天算出來的。”曾長期在習老身邊服務、現任深圳市接待辦調研員的孟發國,滿懷感情地告訴本報記者。
《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生動記載著這樣一幅場景:1978年4月6日,習仲勛到達廣東第二天,在省第四次黨代會上講話。他真摯地說,自己由北方水土養育了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
一言九鼎。直到晚年,習仲勛一直在守望深圳,守望廣東,守望這塊他付出無數心血與汗水的南粵大地、特區熱土。
張國英告訴記者,與習老相處十多年,深深體會到他對深圳特區的關懷和呵護。他每次會見客人,“不論與誰見面,老人家必提一句話,就是‘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設好’”。
就像蘭園那棵親手栽種的榕樹,習仲勛精心呵護著深圳特區這一棵“小苗”。
1990年8月,習仲勛興致勃勃地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10周年慶祝大會。他手書“堅持改革開放,辦好經濟特區”12個大字,寄語正在快速發展的經濟特區。
習仲勛多次講,深圳的立法問題,一定要走在全國前面。深圳是特區,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也可以在立法方面先行先試,大膽探索。深圳特區立法問題的解決,就與他的關心和推動分不開。
1990年12月,深圳市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習仲勛親自出席大會。第一任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厲有為深情回憶,“深圳市人大第一次開會的時候,習仲勛和阿沛·阿旺晉美兩位副委員長都來了,這對我們深圳確實是莫大的鼓舞和支持。當時,全場起立,歡迎兩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一年多后,1992年7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深圳特區立法權,特區的騰飛從此插上了法制的翅膀。
1992年2月,鄧小平視察深圳后,對外傳遞了堅定走改革開放、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信號。習老特別激動,他請來深圳市的主要領導,鼓勵他們說,現在你們有了“尚方寶劍”,要大膽解放思想,堅定地走下去。
2000年11月,深圳舉行經濟特區建立20周年慶典,習仲勛不顧87歲高齡,欣然前往。
真情感恩
深圳人民永遠懷念您
“蘭園的榕樹長得多好啊!習老種樹,后人乘涼。”深圳市接待辦原副主任林慧恆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特別講述了蘭園那棵榕樹寄托的深情。
當時,深圳每年春天會舉行植樹節活動,習老也很想參加活動,親手為深圳添綠。但是,由於身體原因,工作人員建議他不要外出,讓他深感遺憾。“於是,我們想到,就請習老在自己所住的蘭園內,種一棵樹。但種什麼樹,一時還沒考慮好。”
后來,林慧恆與同事挑選了一棵長勢良好的榕樹苗,“就種榕樹! 這是南方特有的樹種,生命力非常強。”
2000年3月12日,習仲勛和家人一起親手種下那棵榕樹苗,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參加了當天深圳的植樹節活動。“習老對我說,他也要扎根深圳。”張國英無限懷念地告訴記者。
1987年、1988年、1990年,習仲勛3次到南嶺村視察,與張偉基結下深厚情誼。採訪中,張偉基朴實的言語透著對習老的無限懷念,“他不像是中央大首長,就像是個親切的老前輩。”晚年在深定居后,習仲勛曾幾次請張偉基去蘭園,詢問村裡的情況,讓他告訴鄉親們,堅定信念,做好工作。“2001年,我去見習老,他當時臥病在床,卻還提醒我注意身體。當時,我的眼淚都流下來了……”
習仲勛關心深圳下一代的成長。1997年,深圳中學50年校慶,他欣然題詞,並經常向該校高級教師韓秀媛了解學生們的情況。韓秀媛回憶說,“他常說,深圳要培養自己的人才,抓好基礎教育非常重要。”
習仲勛心中分量最重的,是人民群眾。“一次,習老用餐時不小心將一小團米飯掉到了地上,他俯下腰將飯撿了起來,眼見要放進嘴裡時,一位服務員出於關心,試圖阻止他。當時,習老抬起頭,看了服務員一眼,然后堅持把那一小團米飯吃了下去。事后,他教育我們,每一粒米、每一根菜,都是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要體會他們的不易,就要珍惜每一點收成。”張國英說,“老人家還經常提醒我,不論是接待哪裡來的客人,都要從實際出發,不要因為怕寒酸就求多,浪費最可恥,最對不起老百姓。”
習仲勛以長輩的慈愛,關心著身邊工作人員。張國英感慨地說,習老對工作人員非常有感情,“有一年,我的老父親從甘肅農村來深圳探親。習老得知后,還親自與夫人齊心大姐一起到我家來,找我父親敘話家常。”
2002年春節,工作人員為他和夫人齊心做了一身暗紅色的古朴庄重的唐裝,又在小樓周圍種上新的花草。南國冬日依然鮮花盛放,蘭園的榕樹綠意盎然,晚輩和工作人員向他送上新年的祝福,讓他樂得合不攏嘴。
當年4月17日,習仲勛離別深圳,前往北京。一個多月后,這位一直關心、支持、呵護深圳經濟特區成長的老人,在北京與世長辭。
春風化雨賦新篇,枝枝葉葉總關情。在習老百年誕辰之際,深圳的干部群眾心懷感恩,更加深情地懷念他,更加深切地緬懷他。
深圳經濟特區一定會牢記使命、不負重托,續寫新的輝煌。
專家點評
可貴的“三重超越”
回憶習仲勛推動深圳經濟特區創辦和建設發展的歷程,我個人理解,至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三重超越”。
第一重超越,是習仲勛響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提出廣東率先探路,而率先探路要取得成功,必須利用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超越當時的政策和管理模式。1978年春至1980年底,習仲勛主政廣東期間到過深圳多次。他從如何解決逃港事件入手,落腳於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所以,習仲勛推動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發展的第一重超越,就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超越,勇敢選擇改革開放的道路。
第二重超越,是1987年春,習仲勛在廣東調研后於1987年3月29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他用了非常簡單的兩個字“學習”,充分表達了他對深圳經濟特區在短短六七年時間裡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態度。他在報告裡說,“我離京前曾向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報告,這次去廣東的目的是一看,二聽,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條‘四學習’。因為那裡的確有許多新事物、新經驗值得學習,是過去想都沒有想到的。辦經濟特區這個試驗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將會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出來,實踐証明,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作為黨的高級領導人,習仲勛對深圳的這種評價,超越了對一個地區所取得成績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表明了更加深刻的含義,那就是希望全黨、全國更加認准黨中央和鄧小平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希望全國各地能夠“學習”推廣改革開放的“新事物、新經驗”。
第三重超越,是習仲勛晚年在深圳生活近12年,用他自己的話說,“現在我退居二線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我認為,這是一個智慧老人,在用自己特有的一種方式,堅定不移地站在支持改革開放的第一線。所以,這一次是習仲勛超越了對某個地方的感情、超越了對自己砥礪奮進一生的榮辱關切,堅定不移地與改革開放事業凝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樣堅定的信念、無盡的擔當和高超的智慧,是尤其值得永遠懷念和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