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益
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兩年八個月。當時的我才40多歲，先后擔任海南行政區瓊海縣委副書記、書記。雖然這期間我與習書記隻有一面之緣，但他親切、寬厚的笑容，花白的頭發，敦實的身影，以及濃重的關中口音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對他執政思想和人格魅力的認識和體會，則更多是從通過學習他的講話、執行他的工作部署中得來。30多年來，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勇氣，緊密聯系群眾、不擺架子的平易作風和襟懷坦蕩、敢於亮丑的領導風范一直在潤物無聲地影響著我。在我心裡，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好領導，也是一位值得學習的好師長。
今年是老書記的百年誕辰，我也是喜壽老人了。回想過去，很多人和事都已模糊依稀。但習書記1978年發動全省冬種時說過的一句話，至今想來還那麼擲地有聲。
那是1978年的初冬，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當時的海南區黨委書記羅天從廣州開完地委書記會議回來召開傳達會，在會上他激動地對我們說，習書記號召大家大搞冬種，讓老百姓吃飽肚子。習書記還說了：“你們回去大膽干，出了問題我負責！”
羅天同志傳達時精神振奮，我們在場的縣委書記、縣長們聽了這句話也立時大受鼓舞，大家情緒高漲，連夜開會、連夜發通知，組織、鼓勵農民使用集體土地大種番薯，大種蔬菜。那一年冬天大家基本不餓肚子了。
“你們大膽干，出了問題我負責”———今天的年輕人肯定掂量不出習書記這句話在當時的分量。那個時候，海南和廣東省其他地區一樣，水果和經濟作物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農田水利設施基本荒廢，大量的田地雜草叢生，農業生產幾乎癱瘓，再加上天遇大旱，老百姓都吃不飽肚子。作為一個基層干部，看到土地撂荒，百姓挨餓，我心中十分焦急、苦悶，可是另一方面，又顧慮重重，生怕發動生產，號召群眾種菜種糧會被扣上“唯生產力論”、“種資本主義的苗”的帽子。習書記當時的這句話，給了我們打破思想枷鎖的勇氣，從那時起，我們開始大膽地把工作重心從搞階級斗爭向發展生產、發展經濟轉移。
剛剛重新出山的他，革命銳氣不減，“出了問題我負責”的擔當實在令人感佩。我想，隻有心懷人民、體察群眾疾苦的“官”，才會敢把“烏紗帽”放在一邊，才會有這種實事求是，敢於打破禁區，放手發展生產的無畏氣魄。多年來，習書記的這句話長久地在我耳邊縈繞。它讓我明白一個道理，作為黨的干部就是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思想要解放、干事有擔當。
1978年10月，一封以廣東省委文件下發的《習仲勛同志給全省縣以上黨委和省直局以上單位負責同志的信》曾給我思想上帶來深深的震動。不久前，我在省檔案館查到了這份發黃的文件，時隔35年重讀一遍，感慨不已，覺得像習書記這樣面對群眾尖銳批評，虛懷若谷、坦蕩磊落的胸襟實在不多見。
習書記的信是這樣寫的：“惠陽地區檢察分院麥子燦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信，對我提出尖銳的批評，信中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麥子燦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內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眾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警醒過來……我們必須走群眾路線，傾聽群眾呼聲”。一起轉發的還有麥子燦的原信。
原來麥子燦對向省委反映問題遲遲沒有回音很有意見。他的這封信火藥味很濃，批評習書記“是一個愛聽匯報，愛聽漂亮話，喜歡夸夸其談的人”。說自己反映的問題三個月下來“屁都不見放一個”，認為習書記“講的重視群眾來信來訪也是個漂亮話，是句空話”。讀完麥子燦的信，我當時在想如果是我的下屬給我寫這樣一封措辭尖銳、毫不客氣的信，我肯定會很生氣，也許會把信放在一邊置之不理。但習書記卻不是，他沒有懼怕群眾的刺耳聲音，而是坦然接受了常人看來有些過激的批評，並放下領導架子，勇於通過公開信承認自己的不足，勇於在全省各級領導干部面前自我批評。習書記還特意派人解決麥子燦所反映的問題。這等寬闊的胸懷，體現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風范。
當年作為一個縣委書記，我與習書記的行政級別相隔好幾級，實際上我沒有多少直接聽他講話的機會﹔當時的海南又屬於廣東省偏遠地區，想見他一面就更不容易。但是1980年5月的一天，我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習書記。
這是習書記第三次來海南，為解決海南的場社糾紛問題而專程趕來。習書記在崖縣（今三亞市）的鹿回頭招待所主持召開了座談會。我作為瓊海縣委書記有幸參會。
會議開始時，習書記和我們一一握手問好。在我眼裡，他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者，臉上總是挂著寬厚的笑容，隨和、平易，讓人十分願意親近他。在座談會上，習書記講話非常生動，雖然他的關中口音我們聽得有些吃力，但能感受到他對海南的基層情況非常熟悉。我還記得他說：有些人民公社的群眾反映農場佔地多，連尿尿都要尿到農場去。這樣直白、通俗的話隻有真正走到老百姓中間才可能聽到。
在這個座談會上，習書記反復強調，場社糾紛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心平氣和妥善處理，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動拳頭，動刀槍。回廣州后，習書記還牽挂這事。1980年11月在上調中央前一個月，他還專門聽取了當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長王越豐同志的工作匯報，對解決場社糾紛作出進一步指示。
1987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6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書記再次來到海南調研視察，指導海南建省籌備工作。當時我雖已調到行政區工作，但卻未能有機會見他一面。1988年4月，在我們通過電視新聞見証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海南建省的重要歷史瞬間時，我又看到了習書記，又聽到他親切的關中口音“贊成的請舉手”……不知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機緣，那天大會的執行主席正好是習書記。
在習書記百年誕辰之際，我謹以這篇小小的文章寄托我的追思，遙寄我的景仰。
（作者系海南省政協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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