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振
1936年哈佛大學300周年慶典上，胡適作為中國代表發表演講，稱北大為世界上最老的大學，在中國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這是胡適終生的夙願。
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在1917年留美歸國任教北大，以及他在1946年9月出掌北大，都可以說是胡適為國、為己實現夙願與抱負的夢寐以求的事業。
江勇振的《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記述了胡適為把北大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的努力。
非留學
胡適在1915年2月21日的《留學日記》裡，大聲疾呼:“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他的夢想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國有一所能與世界名校媲美的國立大學。他在2月20日的日記裡說:
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裡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
在中國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這是胡適終生的夙願。從他1913年初寫《非留學篇》，到他1947年9月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胡適的夢想仍未實現。
《非留學篇》，顧名思義，就是批判中國留學政策的不當。胡適開宗明義:“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他說留學只是達成再造文明的手段而已，結果在中國是本末倒置:“一國之派遣留學，當以輸入新思想為己國造新文明為目的。淺而言之，則留學之目的在於使后來學子可不必留學，而可收留學之效。是故留學之政策，必以不留學為目的。”
留學只是“救急之圖，而非久長之計”，“久長之計乃在振興國內之高等教育。是故當以國內高等教育為主，而以留學為賓﹔當以留學為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之預備，而不當以國內高等教育為留學之預備”。
與其多，不如精
胡適振興中國高等教育的做法，是要設立國立、省立、私立的大學與專科學院。大學的設立，他強調與其多，不如精。以國立大學為例，他說:“大學之數，不必多也，而必完備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經營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學，務使百科咸備，與於世界有名大學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設大學於漢口、廣州諸地。日本以數十年之力經營東京、西京兩帝國大學，今皆有聲世界矣。此其明証，未嘗不可取法也。”
事實上，胡適的夢想並不止於大學的教育。四年的大學教育只是學問的初基，用胡適的話來說:“以四年畢業之大學生，尚未足以語高深之學問。”建設國之大學的目的既然是再造文明，他更重視研究所、研究院的設置。這研究所，胡適在《非留學篇》裡稱之為“畢業院”，是直接從英文的graduate school 翻譯過來的。他說:“各國於學問，其有所成就者，多由畢業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勵此種畢業院。美國大學畢業院有兩種學位:一為碩士，至少需一年始可得之，一為博士，需三年始可得之。”
《非留學篇》裡的根本觀點，35年以后，他再度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裡提出:“今后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隻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盡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
他所謂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就是“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他說:“這個十年計劃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后，再加上五個大學。”
標准已降
留學時候，還不是北大成員的胡適，動輒以國之大恥來形容無國之大學的中國，甚至以死不能瞑目這樣重的字眼來形容他的恥辱感。然而，到了北大才四年的光景，胡適的標准已經降到隻要維持北大存在的地步。
1921年6月3日，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為教育經費請願，在新華門被衛兵用槍柄刺刀攻擊。教育界與北京政府相持不下。胡適在7月中南下，到上海為商務印書館作評鑒的工作。到8月初，雙方仍然為經費而僵持著。胡適在8月8日的日記裡，說明了他為什麼主張勉力維持北大的想法:“我主張暫時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現在中國隻有一個北京大學可以大有為，棄了真可惜。”
一年以后，在北大25周年校慶的紀念特刊裡，胡適發表了他對北大的回顧與反省的一篇文章。他表揚了北大在制度組織上的穩固，特別是教授治校理念的落實﹔他也批評了北大在學術方面的貧瘠。胡適總結北大創校以來的成績說:“開風氣則有余，創造學術則不足。”他以校慶所展出的出版品為例:“我們有了二十四個足年的存在，而至今還不曾脫離‘稗販’的階級！自然科學方面姑且不論，甚至於社會科學方面也還在稗販的時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經濟、生活、美術……的無盡資料，還不曾引起我們同人的興趣與努力！這不是我們的大恥辱嗎？”
雖然用了“大恥辱”這樣重的話，但他是不把自己包括在這大恥辱的行列裡的。他在12月17日當天校慶的演說裡，表揚了在他領導之下的整理國故的成績，說它已經有了世界級貢獻的萌芽:“依據中國學術界的環境和歷史，我們不敢奢望這個時候在自然科學上有世界的貢獻。但我個人以為至少在社會科學上應該有世界的貢獻。諸位隻要到那邊歷史展覽部一看，便可知道中國社會材料的豐富。我們只是三四個月工作的結果，就有這許多成績可以給社會看了。這兩部展覽，一邊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販，一邊是整理國故的小小的起頭。看了這邊使我們慚愧，看了那邊使我們增加許多希望和勇氣。”
矮人國裡出頭
又過了九年，1931年9月14日。當天，北大開學，胡適作了演說:
北大前此隻有虛名，以后全看我們能否做到一點實際。以前“大”，只是矮人國裡出頭，以后須十分努力。因會上有人曾說我們要做到學術上的獨立。我說，此事談何容易？別說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國學，我們此時還落人后。陳援庵(陳垣)先生曾對我說:“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日本京都)呢？還是在巴黎？”我們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須承認我不“大”，方可有救。
更有意味的是胡適的眉注:“我們費了九個月的工夫，造成一個新‘北大’，九月十四日開學，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惡極！”
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從1917年開始到北大去任教，到1931年他再度回到北大，這期間，他覺得自己一幫人確實是略有所成的。那些成績，特別是整理國故的成績“使我們增加許多希望和勇氣”。
然而，胡適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會說:“以前‘大’，只是矮人國裡出頭，以后須十分努力。”只是，這“矮人國裡出頭”真正讓他鑽心刺骨的意義，還得等他去參加了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排名墊底以后，才能真正體會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