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領導時期的歷史，正如鄧小平所說，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因為對這個問題如何回答，直接關系到怎樣看待黨和國家過去幾十年奮斗的成就﹔關系到黨的團結，國家的安定﹔關系到黨和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如果把毛澤東領導時期黨的歷史說成漆黑一團，如果把毛澤東等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和領導人民在建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否定，那就會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就會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就會使黨和國家在政治上迷失前進的方向。
上個世紀后期，美國的反共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曾經建議蘇聯的自由化分子集中力量攻擊和丑化斯大林，批判“斯大林主義”。他認為，一旦把斯大林全盤否定了，蘇聯共產黨、蘇維埃政權的歷史就站不住腳，蘇共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就會失去歷史的依據。蘇聯的自由化分子正是按照這個反共戰略，在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等的支持下，從歷史問題上打開突破口，展開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直到導致蘇共解體、蘇聯垮台的。這個歷史性悲劇所提供的嚴重教訓，值得我們認真記取。
長期以來，一些人想在中國踐行布熱津斯基提示的反共戰略，不遺余力地做“非毛化”的文章。早就有人公開說過，必須“清算毛澤東主義”、“消除毛澤東主義的影響”，否則“我們將不能越過前面的這堵牆，並且向前進”。他們之所以熱衷於這樣做，是因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確立起來的，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奠定基礎的，這些人既然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否定社會主義，他們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為一堵必須推倒的攔路牆，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了。對這些人持續掀動“非毛化”思潮的政治企圖，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對於它造成的消極后果，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黨的早期的重要活動家。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始，在將近42年的時間裡，他一直是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具有崇高的、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歷史地位是在長期的斗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以無可置疑的基本事實為依據的，是為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所共同確認的。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締造者。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回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夸張。”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從1949至1976年的近三十年時間裡，他始終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領導人。黨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 這是對毛澤東領導時期的共和國歷史的基本評價。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歷史性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全面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我們確立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國體——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結構形式——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又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全面確立，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不僅鞏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而且為當代中國爾后的一切發展、進步創造了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礎。
第二，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重要的積極成果。
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這包括：指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將帶有中國的特點﹔提出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我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闡明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如：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根據，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提出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是非的六條標准，等等）﹔制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論述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想﹔等等。
毛澤東帶領我們黨在長期探索中形成的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第三，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取得歷史性的巨大進展。
首先，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后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為中國與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經濟往來創造了前提。
其次，中國經濟從總體上得到了相當快的發展。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再次，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佔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這就是說，全國總人口增加了近4億人，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這4億人，而且還在總人口大大增加的情況下使人均糧食佔有量增加了近200斤。1949年，全國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僅35歲。1975年，提高到63.8歲。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原子彈、氫彈的爆炸和洲際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發射，標志著新中國在科技領域和國防建設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這不僅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有效地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這些巨大成就，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和進步創造了物質前提。
第四，創造建設社會主義的和平國際環境。
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三中全會以來》下第815頁）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1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功績。
正因為取得了以上這些巨大的成就，中華民族才得以光榮地自立於世界的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國才能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作為空前的民族英雄、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建立的不朽功勛已經永遠地載入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冊。歷史本身最有力地宣告了那些歪曲、丑化毛澤東和毛澤東領導時期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徹底破產。
誠然，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犯過不少錯誤，甚至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犯過的那種嚴重的錯誤。我們必須正視這些錯誤，切實從中汲取教訓，這是沒有疑問的。不過，在分析和研究黨在歷史上經歷的曲折和犯過的錯誤時，有幾個情況需要注意： 第一，要看到在整個黨的歷史上，錯誤和挫折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並不是它的本質和主流、主題和主線。即使對黨史上某個犯嚴重錯誤的時期，也不能簡單地否定一切。第二，要用歷史的觀點、實踐的觀點看待黨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錯誤和曲折，著重於分析當時環境，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此類錯誤重犯的辦法﹔而不應當單純地著眼於個人的功過。第三，要反映黨和黨的領導人依靠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發現錯誤、制止錯誤、糾正錯誤的歷史過程，幫助人們認識：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不謀私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政黨，它不但善於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而且善於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它是具有很強的自我淨化和自我發展的能力的。隻有這樣，我們才不至於在批評錯誤的時候否定應當維護的正確的東西，不至於損害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才能對錯誤本身做出科學的冷靜的分析，從中引出應有的歷史教訓。
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黨史工作會上指出：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這些意見，針對性很強，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歷史和現實的情況都警示我們：正確地認識、把握和宣傳黨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領導時期黨的歷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是我們必須做好的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而且是我們應當承擔的一種重大的政治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