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哲喜
【摘 要】 新疆既是少數民族地區,又是傳統的農業區,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農村,發展好農業,建設好農村,解決好農民的生活,事關新疆發展和穩定。王恩茂從新疆這一實際出發,學習借鑒兵團建設國營農場的經驗,提出了“五好”農村建設的主張,並加以實施,大大改觀了新疆農村面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五好”農村建設在新疆的成功實踐,對於新時期新農村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王恩茂 新疆 農村“五好”建設
王恩茂同志於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了以農田水利建設為中心的“五好”(好條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帶、好居民點)農村建設的主張,並加以實施。農村“五好”建設在“文革”中被迫中斷。80年代初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持工作后,再次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村“五好”建設。“五好”農村建設提出“建設好條田好機械作業,修好渠道好灌溉,修好道路便於生產、耕作播種,建設好林帶好防風保護條田和居民點,建設好居民點好改善人民生活條件。”(1982年4月20日,王恩茂在莎車軍政領導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五好”農村建設的核心是發展農業,根本目的是改善農民生活。
“五好”農村建設主張的提出,是王恩茂思考和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大創舉,它在新疆的成功實踐極大地改變了新疆農村面貌,改善了各族農民的生活。
一、“五好”農村建設思想形成的背景
新疆既是民族地區又是邊疆地區,農業生產發展水平遠遠落后於內地,加之生態脆弱,農業生產條件十分差,屬典型的綠洲農業,土地鹽鹼化嚴重,農業生產依賴於灌溉,而傳統的大水漫灌,不僅浪費水資源,還容易引起土地鹽鹼化。新疆屬干旱地區,降雨量少,蒸發量大,發展農業生產迫切需要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新疆風沙大,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嚴重,發展農業生產要植樹造林防風防沙﹔新疆傳統農業屬小農自然經濟,土地小塊分散產量低,農村居住凌亂、條件差、沒有規劃。新疆面臨的“三農”問題,依靠個人努力很難改善,隻有進行科學規劃,循序漸進才能改善。
早在延安時期,就協助王震將軍開展大生產運動的王恩茂同志,對於如何進行農業生產積累了一定經驗。進疆后,主持南疆地區黨政工作,糧食問題是部隊的頭等大事,他帶領廣大指戰員在塔裡木盆地開展大生產運動,這不僅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還減輕了人民負擔。1952年7月,王恩茂主持全疆工作后,始終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開發建設新疆所有產業中的第一產業。”(《王恩茂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頁。)1953年他主持制定和實施了新疆“一五”計劃,突出了把發展農業生產放在首位的思路,並為新疆勾畫出以農牧業為中心的發展藍圖。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給新疆經濟造成巨大困難。新疆工業和農業產值比例嚴重失調,糧食產量連年下降,從1958年4000億斤降至1960年的2870億斤。同時期人口卻在增長,造成了新疆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這期間甚至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受“大躍進”影響,北疆用糧非常緊張,烏魯木齊最緊張時僅剩三天供應。
為改變這種被動局面,王恩茂提出並採取措施調整農業布局。王恩茂多次帶人到南北疆進行調研,提出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擴大耕地面積相結合的方針,還主導自治區黨委及時調整了經濟政策,加強了農業,精簡機構和人員,減少烏魯木齊市等城市吃商品糧人口,減輕運輸壓力。提出農業增產的十二條措施,大力發展北疆的農業,並在全疆大力推廣。1963年11月在自治區黨委工作會議上,王恩茂又提出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優先解決人民吃穿用的原則,並在新疆農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五好”建設活動。
二、“五好”農村建設的提出與實施
自治區的農村“五好”建設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有著密切的關系。進疆之初,駐疆部隊中11萬指戰員在天山南北開展大生產運動。兵團農場大多落腳扎根於風沙大、氣候惡劣的亙古荒原。兵團人在艱苦創業的探索和實踐中,認識到在林網、渠系、條田、道路、居民點等方面進行綜合規劃和配套建設的重要性。1955∼1957年,由新疆荒地勘測設計局等單位參照蘇聯中亞地區國營農場的模式,在兵團工作的蘇聯專家指導下,對面積達689萬畝的44個新老農場實施了勘測規劃,在20世紀60年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兵團還陸續將30多萬名內地來疆人員、支邊青年和城鎮精減下放人員等安置好,基本解決好了他們的吃飯問題。
兵團農場農田平整、林帶成網,水渠縱橫、道路暢通、房屋整潔,農業生產水平高,成為當時新疆先進農業生產力的代表。1960年10月中旬,王恩茂在兵團石河子墾區視察的過程中,產生了地方向兵團學習的念頭。為此,1961年初王恩茂先提出要把抓農業生產和農田水利建設結合起來。同年7月5日,在自治區黨委“三干會”上王恩茂提出,隻有抓緊水利建設、農業機械化、多多種樹以防風固沙和精耕細作等,才能達到發展農業的目的,此時的措施已逐漸靠攏“五好”農村建設。自治區財政也大幅度提高了對農業建設的投資。同時,自治區從各方面抽調勞動力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連續三年下降的農業生產在1962年開始回升,自治區在以農田水利建設為中心的“五好”農村建設的條件已漸趨成熟。
1963年6月17日∼7月15日召開的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期間,王恩茂專門組織與會領導參觀了兵團農七師、農八師“五好”農場建設,大家所到之處是一派豐收景象。參觀結束后王恩茂講話認為,兵團的社會主義國營農場,就是建設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榜樣和方向。他號召各地立即著手從條田、渠道、道路、林帶和居民點等方面進行人民公社的規劃和建設,向兵團國營農場學習,力爭3至5年最遲8年趕上目前兵團農場的水平。1963年9月,自治區召開“三干會”期間,王恩茂又特地組織與會代表數百人,參觀了兵團的“五好”國營農場建設,進一步提出規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要堅持“兵團方向,公社特點,全面規劃,逐步實現”的方針。在具體實施中,王恩茂建議各地先搞試點再推廣。隨后,自治區黨委專門向全區發出了農村“五好”建設的指示並作了具體安排,農村“五好”建設開始在天山南北興起。
1964年3月31日在昌吉州“五好”生產隊代表會議上,王恩茂第一次提出“十多”(水多、耕地多、牲畜多、機械化農具多、車子多、樹木多、苜蓿多、糧食多、經濟作物多、畜產品多)、“一強”(人要強)的概念。王恩茂解釋了“十多”、“五好”和“一強”三者的關系:農村建設達到了“十多”才算是“五好”,實現“五好”關鍵要靠“一強”。
為了解各地進行農村“五好”建設的情況,王恩茂帶人趕往南疆調研。1964年4月8日至5月上旬,王恩茂在和田、喀什地區待了近一個月時間,了解人民公社規劃、農村“五好”中遇到的困難。南疆調研之后,王恩茂對全面推行農村“五好”建設心裡有了底。5月4日,王恩茂在視察麥蓋提縣紅旗人民公社后,明確提出:自治區發展人民公社經濟,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應達到“十多”、“五好”、“一強”的要求。5月8日,《新疆日報》發表了王恩茂在麥蓋提縣的講話。至此,全區性的“五好”農村建設活動,由點到面在各地農村展開,逐步形成高潮。為了搞好農村“五好”建設,王恩茂又專門邀請兵團幫助地方規劃和進行“五好”建設。1964∼1966年,兵團幫助58個縣市進行了規劃建設,投資共計2393.95萬元,規劃設計924萬畝,建設條田174.5萬畝,修建水利設施2066座,兵團派出駐社干部752人次。
為進一步推動“五好”農村建設,1964年11月,王恩茂到昌吉市三宮公社長勝大隊參加“社教”,親自帶人搞“五好”建設。經過半年多的建設,長勝大隊從1965年開始不吃返銷糧。這為全疆范圍內的“五好”農村建設起了示范作用。1965年10月,自治區在皮山縣召開了農村“五好”建設現場會。
在20世紀60年代“以糧為綱”思想主導下,“五好”農村建設的實施基本改變了新疆靠天吃飯、糧食產量低的局面。據1964年6月統計,各地農村修整和新建渠道1358條,長1813公裡﹔修成大小條田399塊,達104萬畝﹔修建各種道路1575公裡﹔建造林帶562公裡並興建了部分新的居民點等。
新疆取得的農業成績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充分肯定,1965年3月,西北局贊揚新疆在發展農牧業生產上,根據自己的特點,創造了許多好的經驗,並希望各地因地制宜地學習新疆的經驗。
三、“五好”農村建設的恢復和發展
“文革”爆發后,“五好”建設在新疆農村被迫中止。1981年10月,王恩茂重返新疆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1982年1月8日,在自治區黨委常委會議討論工作時王恩茂提出要繼續建設農村“五好”,以改變農村的面貌。1982年2月16日,在自治區綠化委員會擴大會議中,他要求農村和兵團農場繼續堅持建設“五好”,這是王恩茂重返新疆后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要恢復和繼續發展“五好”農村建設。
1982年春耕時,自治區黨委派出了一批干部到全疆調研。王恩茂帶人於4月2∼30日在南疆調研,他了解到南疆從糧食調出地變成需要從外地調糧,“文革”中老百姓吃不飽肚子,中央曾緊急用波音707飛機和軍隊的汽車團運糧到和田、喀什。在調研中他發現,凡是老百姓不挨餓的地方,都是當年農村“五好”建設搞得比較好的地方,這更加堅定 了他全面恢復“五好”建設的決心。
1982年10月5∼20日,王恩茂在北疆調研,廣泛接觸和聽取各方面意見。返回烏魯木齊后,在向自治區黨委常委會匯報工作時,提出要恢復和發展“五好”建設,並要求把“五好”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王恩茂連續兩次天山南北之行,對恢復農村“五好”建設起到了一個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1983年5月25日,自治區黨委在和田、洛浦兩縣召開了全區農村“五好”建設現場觀摩會,王恩茂在會上盛贊和田縣布扎克公社為“五好”建設樹立了好榜樣。在這次現場會上,王恩茂提出要把“五好”建設當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任務、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手段和實現黨的十二大戰略目標的重要措施,要把新疆作為21世紀我國重點建設地區來准備。由此,將“五好”農村建設提高到一個新的認識高度,賦予了“五好”農村建設新的內涵,進行“五好”農村建設的標准也有了提高。隨后自治區黨委在各地州市均設立了專門的領導小組和工作部門,“五好”農村建設成為全疆共同行動,天山南北再次掀起農村“五好”建設的新高潮。
同時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疆推廣后,出現了新問題:農業基本建設及其他一些公益事業遭到冷落,集體經濟優越性不能充分發揮,而農業機械化的優勢更是施展不開,影響了農業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巴楚、麥蓋提等縣率先在過去農村“五好”建設的基礎上,推行了以實行統一種植計劃、統一機械作業、統一灌水、統一重大技術措施、統一農田基本建設為內容的農牧業生產“五統一”的經營模式,使兩者“統分結合”、相輔相成,形成了體系完備的雙層經營體制,較好地彌補了家庭聯產責任制的不足。王恩茂對這一做法予以充分肯定,1984年,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疆全面實施“五統一”。通過“五統一”,農村組織起龐大的勞動大軍,繼續興修水利,植樹造林,平整條田,建設道路,既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又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五好”建設因與農村“五統一”相結合而生機勃發,步入了新的發展歷程。
從1978年至1995年,全區糧食作物畝產由107公斤增至305.5公斤,棉花畝產由25公斤增至83.9公斤,據測算分析,增產的效應中,“五好”建設所佔份額達30%∼50%。
1983年8月初,中央領導來新疆視察,專程來到和田縣布扎克公社,參觀林帶、渠道、居民點,贊揚王恩茂提倡“五好”建設搞得好。8月下旬在石河子舉行的全國農墾工作匯報會上,新疆的農村“五好”建設被作為經驗介紹。1984年1月18日,自治區專門給國務院上報了關於新疆和田縣農村“五好”建設情況。
四、新疆“五好”農村建設對新時期新農村建設的啟發
王恩茂提出並實踐以水利建設為中心、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為基本內容的農村“五好”建設,符合新疆發展生產的長遠利益和當時需要,也充分體現了各族人民建設家園改善生活的迫切願望。“‘五好’建設同國家、集體、農牧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符合新疆實際的”(《王恩茂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頁。)。回顧這段歷史,對於現在進行中的新農村建設有以下啟發:
發揮黨委、政府的主導作用,整體協調推進新農村建設。新疆實施“五好”農村建設是在黨委、政府主導之下進行的,王恩茂要求各行各業各部門“自覺地擺正同農業的關系,正確對待農業、正確對待農民,千方百計為農業服務,真正做到想農業之所想,急農業之所急,幫農業之所需。”(《王恩茂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頁。)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黨委政府依然要發揮主導作用,加強對農村的投資,支持農業科技創新,提高農業競爭力。
動員社會各方力量興修農田水利基本設施。“五好”農村建設是以農田水利建設為中心的。王恩茂常說在新疆無水等於無地,沒有水就沒有農業,連人也無法生存,水是新疆農業發展的命脈﹔“新疆能開發到什麼程度,能創造多少財富,第一個決定因素是水利”(《王恩茂文集》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頁。)。多年“五好”農村建設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抓住農田水利建設這一條,動員了社會各方力量興修農田水利基本設施。新時期農村建設依然離不開農田水利基本設施建設。為此,不僅要積極引導農民對農田水利的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實現規模經營。而且要採取各種措施,調動和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加大對農田水利基本設施建設的投入。
加強村庄布局規劃,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村庄布局規劃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從“好居民點”到現在的“富民安居”、“定居興牧”工程,都是為了改善新疆農民生活條件。“五好”農村建設的“好居民點”建設,改變農民的居住條件和農村居住臟亂差的面貌。但是在“五好”建設中,王恩茂也多次談到好條田比較多,好渠道好林帶不多,好居民點更少。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村庄建設必須科學合理規劃,同時要因地制宜,結合新疆農村特殊的自然條件,體現鄉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新疆土地荒漠化、鹽鹼化等問題突出,生態極其脆弱。1982年4月4日,王恩茂在視察和靜縣“五好”農村建設時說:“孔雀河和開都河的水下降了減少了,這對我們的子孫后代也不好交代,那我們在九泉之下心也不安的。”(1982年4月4日,王恩茂在會見和靜縣黨政軍負責同志時的講話。)他倡議多種樹多種草,樹多了生態也平衡了,草多了草原就會蓄水,河水就會增加。“五好”之中的“好林帶”就是要防風固沙保護條田和居民點,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深入人心,在進行經濟建設同時,還需植樹造林和退耕還林還草,保持好生態平衡,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作者:新疆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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