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南方決策”》引子：粉碎林彪集團

歷史的發展總是充滿了曲折，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打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要努力把中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進程。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具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總結“文化大革命”發生並持續時間之久的歷史根源，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改革開放，使“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永遠不再發生，不僅是政治學、歷史學的重要任務，也是全黨全國的重要任務。

對於“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多次進行過深入的分析和評價。

通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深刻地指出：

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論十大關系》是好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還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獲得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兩次鄭州會議也開得及時。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志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樣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

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贊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以前，還搞了農業十二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志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

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斗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志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斗爭又干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

但是，十中全會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階級斗爭，搞“四清”了。然后就是兩個文藝指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

從1961年到1966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

鄧小平認為：“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誤了我們十年時間。說深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從1957年就開始了……

鄧小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后的頭八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

1957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斗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路線，這一“左”，直到1976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制造了全國混亂局面。

1967年2月前后，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

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証明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中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証明，硬加給劉少奇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政治形勢和政治氣氛”，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田紀雲，“文化大革命”初期剛剛到西南局工作，當時有切身的體驗和感受。

在回顧“文化大革命”初期至中共九大前后的經歷時，田紀雲說：

1966年初春節過后，我到中共西南局財政辦公室報到。對財政金融工作，我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很快進入角色。我和處長侯千之本來就是熟人，工作配合默契。但工作尚未展開，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貴州省財政廳的造反派揪回貴州批斗、陪斗(陪省委書記周林接受批斗)。我在貴州接受批斗期間，住在貴州省交際處的招待所，交際處處長恰好是同我一起渡江南下的老戰友朱金城。他對我非常關照，讓我住單間，伙食也很好。

大概不到一個月，貴州“文化大革命”重點已轉向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顧不上批我了。貴州財政廳一個造反派頭頭(原為總務科科長)對我說，你滾吧，顧不上批你了。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朱處長知道后馬上給我買了第二天回成都的飛機票。他說，你趕快走，這些造反派沒准，說變就變。

回到西南局數月后，貴州財政廳的造反派又來揪我，西南局的造反派又不同意了。在西南局，我算個小干部，抓“走資派”輪不上我，於是我和大家一起整天“斗私批修”，學“老三篇”，繼而根據林彪的一號令下放設在四川汶川縣的

“五七”干校勞動。在干校，我們的任務是修馬路，半天學習，半天砸石頭，拉板板車，干了一年多，身體鍛煉得結實了。

1969年，中共西南局被撤銷，1970年我被分配到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財貿組（“文化大革命”時期，“精簡”機構，省、市的廳、局都改稱“組”。例如：四川省財政廳、外貿廳等合並在一起，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財貿組”—引者注）經營管理組當副組長(組長是“三支兩軍”的解放軍干部)，我主要負責商業、外貿和對私營企業改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