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和鄧小平分別被打為第一號“走資派”和第二號“走資派”。劉少奇被迫害，於1969年含冤去世。鄧小平則得以幸存並再度被啟用，這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刻意保護有關。這種保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967年3月前后：“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
“文化大革命”發動后，雖然毛澤東決心要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並上升到路線斗爭的高度，但開始並沒有要打倒他們的意思。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10月24日晚，毛澤東在聽取各小組召集人匯報時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對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0月25日，他在會上指出：“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裡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麼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毛澤東不贊成對劉少奇、鄧小平採取貼大字報等過激做法，認為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1967年1月17日，他在同外賓談話中還表示：下次黨的代表大會，劉、鄧是不是能選上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2月中旬，他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也講到：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
但是從1967年3月后，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發生了明顯改變。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陰謀陷害。他們有計劃、有預謀地將一些捕風捉影揭發劉少奇、特別是誣陷劉少奇有重大歷史問題的材料報送毛澤東﹔同時有意向社會散布，制造輿論，影響毛澤東改變看法。其次，隨著局勢的惡性發展，許多干部和群眾以各種方式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抵制，甚至發生了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拍案而起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毛澤東認為運動遇到了“劉少奇代理人”的抵抗。於是一錯再錯，把劉少奇作為“靶子”。失去了毛澤東的保護，對劉少奇的批判不斷升級，劉少奇最終被污為“叛徒”“內奸”“工賊”，被永遠開除黨籍，造成黨的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而對於鄧小平，毛澤東的態度則有所保留。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中，劉少奇被誣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也被誣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月3日，鄧小平致信毛澤東，表示看了戚本禹的文章，“覺得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似已確定，迫切想求見主席”。5月，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受毛澤東之托，到鄧小平家看望，轉達毛澤東的三條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
毛澤東為什麼會對鄧小平區別對待？除了鄧小平不是所謂路線錯誤的第一號代表人物外，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沒有查出鄧小平有歷史問題，二是鄧小平能打仗。
對於歷史問題，康生等人並不是沒有“挖掘”鄧小平這方面的材料，而是沒有發現叛變投敵的情節，這也許與鄧小平不像劉少奇那樣曾長期在白區工作有關，沒有那麼多材料可以做文章。1967年5月，鄧小平被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接到毛澤東處談話，曾向毛澤東詳細匯報20世紀30年代離開紅七軍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的情況。這說明有人對鄧小平的歷史問題在毛澤東耳邊吹過風，只是証據不足，毛澤東並未採信。
對於第二點能打仗，毛澤東是一直比較欣賞的。1966年5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曾特地介紹鄧小平說：他是一個懂軍事的。你看他人這麼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統帥的。打南京是兩個野戰軍，差不多100萬軍隊。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們第二野戰軍向西佔領四川、雲南、貴州。這三個省差不多有1億人口。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南下視察。途中他多次提出劉少奇、鄧小平應該有區別。開始他還堅持在九大上鄧小平要當中央委員。7月18日，他在武漢同周恩來等人談話時說，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並列舉了鄧小平、彭真、賀龍等人的名字。但大概發現大家的議論比較多，他又改用商量的口吻，請大家考慮鄧小平當中央委員行不行。9月20日晚，他在武昌同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政委劉豐，武漢警備區司令員方銘、政委張純青等人的談話中說：鄧小平恐怕要保。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指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可不可以選他當中央委員，你們看？你們討論一下，九大誰可以當選中央委員？鄧小平是一個標兵。
回到北京后，9月24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等人談到召開中共九大問題時，在肯定接班人是林彪的同時指出：劉少奇、鄧小平要有區別。11月5日，他在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有關中共九大和整黨問題時又說：鄧小平要批。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
毛澤東的刻意保護，使得鄧小平在日益升級的批判中，得以與劉少奇區別對待，獲得不一樣的命運。
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后：“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
為了在中共九大前完成對劉少奇的組織處理，進入1968年，“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加緊對劉少奇所謂歷史問題的調查。在江青、康生一再催逼下，謝富治督促專案組日夜奮戰，不惜採取誘供、逼供等手段，終於在1968年9月整理出3份所謂“罪証材料”。
為調查鄧小平的所謂歷史問題，1968年5月也成立了專案組，由康生、黃永勝、吳法憲主管。由於已有的材料不足定罪，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審鄧小平，專案組就通過變通的手法，寫報告提出由鄧小平本人寫一份歷史自傳，妄圖從中找出所謂“線索”。此報告經黃永勝批准后，由汪東興轉交鄧小平本人。報告提出，“自傳”應從八歲寫起，隨寫隨送，限定最遲至7月初全部寫完。
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在家中寫出《我的自述》初稿，共26500多字。《自述》分“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我在法國期間和蘇聯一年”“在西安半年”“在黨中央工作兩年”“紅七軍工作期間”“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七月”“中央蘇區的三年半”“從遵義會議到抗戰爆發的一段”“在太行山八年”“三年解放戰爭”“在西南局工作兩年半”和“到北京以后”12個小標題，敘述了自己的出身和經歷。《自述》中表示：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做一個普通黨員。我請求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
專案組從鄧小平的自述中仍然沒有發現所謂的“歷史問題線索”，后來他們又讓鄧小平“補充交代”1930年和1931年兩次從紅七軍回上海的活動情況，並先后派出幾十批外調小組，但令他們失望的是，還是沒有發現鄧小平所謂“叛變自首”等“罪証”和“現行問題”等材料。
對專案組的這些做法，毛澤東很不滿。1968年6月30日，他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要允許犯錯誤。人家犯錯誤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錯誤？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太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做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的錯誤決定。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在全會分組會上對鄧小平大加指責，並要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對此，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在10月13日開幕會上，毛澤東說：鄧小平這個人，我總是替他說一點話，就是鑒於他在抗日戰爭跟解放戰爭中間都是打了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歷史問題來。在10月31日閉幕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又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正是在毛澤東的一再保護下，鄧小平得以繼續留在黨內，為以后的復出埋下了伏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不同意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本身就說明他有意將鄧小平的問題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1969年3月，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准備工作時多次表示：鄧小平與劉少奇要有區別。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沒有王明犯得大。我們還是按過去的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應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4月舉行的中共九大結束后，鄧小平於5月3日致信汪東興並請汪轉報毛澤東、林彪和中共中央，再次表明了希望留在黨內的願望。兩天后，毛澤東閱后批給林彪、周恩來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可以看出，毛澤東將鄧小平的問題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用意已經很明顯了，只是沒有明說而已。
1971年8月至9月，毛澤東到南方巡視，為揭批林彪問題“吹風”。9月10日，他在杭州停靠的專列上同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南萍，浙江省軍區司令員熊應堂，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五軍政治委員陳勵耘、軍長白宗善等談到黨的歷史問題時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在對林彪表示不滿時提到鄧小平，意味深長。
9月13日，林彪、葉群和林立果等乘坐飛機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10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材料。10月24日，這幾個文件的傳達擴大至全國基層群眾。
鄧小平是在下放的江西南昌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和工人們一起聽取傳達中央通知及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的。11月8日，他給毛澤東寫信，對中央決定表示擁護。信中還談了自己的生活勞動情況，並說：“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隻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我們的歲數大了，不免為兒女挂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毛澤東閱信后在信封上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指汪東興）辦一下。”
兩個月后，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出席陳毅追悼會，在與陳毅親屬談話時，把鄧小平與劉伯承放在一起談，並明確說：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在林彪事件后，毛澤東明確指出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這種定性的意義非比尋常。在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1956年中共八大選出六名常委﹔1958年5月，林彪在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了劉少奇是當然的接班人外，鄧小平和林彪是毛澤東特別看重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少奇和鄧小平被打倒，林彪則成為接班人。到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原先倚重的三人中，劉少奇已含冤去世，林彪叛逃，剩下的隻有鄧小平。在這樣的情境下，毛澤東再次明確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釋放出很強的政治信號，留給人們很多政治遐想的空間。在場的周恩來當即示意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的意思傳出去。
在這樣的有利條件下，作為政治家的鄧小平目標更加明確，他要爭取復出。8月3日，他致信毛澤東，再次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8月14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指汪東興）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同日，周恩來批示汪東興“立即照辦”。當晚，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批示內容。
毛澤東關於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明確表態和在鄧小平來信上的長篇批示，都不同尋常。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在考慮重新啟用鄧小平了，雖然他還沒有明說。當然，對於像鄧小平這樣“第二號走資派”的重新啟用，還需要有個繼續觀察和“造聲勢”的過程。但毛澤東的表態和批示，無疑是一個必須的前提條件。7個月后，1973年3月，鄧小平正式復出，歷史出現新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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